中国大学如此大规模内迁，且坚持到最后胜利，这确实是个奇迹。“二战”中其他国家的大学，也都面临各种危机，但唯一可比较的，是苏联的诸多学校。康斯坦丁诺夫等编的《苏联教育史》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卫国战争形势，不能不影响到国民教育和苏维埃学校活动。成千上万高年级学生、教师和大学生，满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离校参加了民兵、红军和游击队。”为了保护儿童，政府将靠近前线的幼儿园和小学撤退到后方。至于学校课堂则是“讲授的内容具有更大的实用性”，“同生活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并设立了战时防御题目的讲授”。毫无疑问，高等院校与卫国战争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了抢救高等学校的物质、文化财富，高等学校的全体师生及员工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把147所高等院校的教学实验设备、图书馆、珍贵陈列品，撤退到国家的后方。”而斯大林格勒战役获胜后的第八天，一批苏联的大学教授来到这个被彻底破坏的城市，重建医学院，第二年便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苏联卫国战争中，与西南联大的遭遇最为相似的，莫过于莫斯科大学。“就在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的当天下午，（莫斯科大学）就有数百名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职工投笔从戎，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斗争。”不久，又有物理系、历史系的师生数百人上前线。整个战争期间，该校有3000多人参加苏联红军，许多人牺牲在战场。而留在学校里的专家，则“彻底修订了科研工作计划，把一些有关和平建设的课题取消了，而把具有国防意义的课题放在首位”。莫斯科大学具体的迁徙行程是：1941年10月开始，大部分师生迁到土库曼共和国首都阿什哈巴德，12月1日复课；1942年夏季，战局不利，又迁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随着苏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1943年春，莫大胜利回迁莫斯科。换句话说，莫斯科大学漂流在外的时间不到一年半。
英国的大学虽被轰炸，但未被占领；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因而无处可迁；唯有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但因时间不长，没能像西南联大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催生出许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有一点值得注意，基于对长期抗战的预期、对学问的敬重，以及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国民政府并没像“一战”中的英美或“二战”中的苏联那样，征召大批的大学生（更不要说教授）入伍。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及大学校长们有更为长远的考虑。面对各方激烈争议，教育部不为所动，他们认定：“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浙大校长竺可桢，也在《大学生与抗战建国》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各国都送大量的大学生上前线去是失策，到了战后才深深地感觉到。”“国家为了爱护将来的领袖人物起见，不把大学生送往前线去冲锋杀敌，他们则应奋身图报，努力上进，能把将来建国的重任担当起来，方可对得起战死沙场的勇士，方不愧为今日之程婴。”当局表彰热血青年投笔从戎，但不做硬性规定，这也是抗战中教授及大学生牺牲较少的缘故。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阴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参军人数834人，牺牲5人。实际上，还有若干没来得及汇入此题名的，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太大牺牲。
（樊 鑫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