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地道战在华北平原的村庄中普遍开展起来。各村百姓用自己的双手，在地下修起了四通八达、构造巧妙的地道网络。挖地道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一个两百户的村庄，挖一条500米长的地道，就要全村2/3以上的劳动力干整整一个月。到1944年冬，冀中区的地道总长度就达到了12000多公里。保定的冉庄地道、北京顺义的焦庄户地道至今保存完好，它们是历史的见证：我们的前辈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付出了何等艰辛的代价！
就在敌后抗日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时，形势又发生了变化。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后，美军转入反攻。日军将战争重点转向南太平洋，不断从中国战场抽调日军主力。正面战场日军兵力严重不足，国军开始反攻。日军华北战场的兵力锐减，守备日军中18岁以下的学生兵越来越多，完全没有作战经验。部队普遍编制不满，有的一个联队就差100人。冈村宁次只能守摊，无力再发动新的攻势。共产党和八路军卷土重来，再次回到华北平原和山东，恢复根据地，开展积极主动的游击战。
此时的游击战，在形式和战术上都成熟很多。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主力部队的游击战遵循“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原则，将主力部队划分为灵活机动的小股武工队，深入敌后游击区开展斗争。发展了大量民兵游击小组，成为游击战的主要力量。华北的方针是“敌进我进”，就是进到敌占区去。敌人在我腹心区“扫荡”，我军主力转移到外线。武工队去敌占区闹得天翻地覆，端敌人的老窝，让敌占区没有一处安宁的地方。这样，敌人的“扫荡”“蚕食”都不会成功，它只好回去“清乡”。“清乡”越清越不清，最后大多会变成两面派政权。
于是，武工队回到平原村庄，先镇压汉奸，震慑那些投靠敌军的人，使他们不敢再为日本人做事。在敌人出入的必经路口，专门捕捉敌人派出的特务和侦探。这叫“猫捉老鼠”，吓得敌人不敢离开据点，鬼子要扫荡没有情报，要给养没人敢进村，在据点里干着急。与敌占区交界处的民兵熟悉地形，在青纱帐里袭击来回游动的日伪军。山东清河区一个庄的民兵在青纱帐里埋伏，用粪叉子叉住了30多个敌人，这叫“太公钓鱼”。
八路军武工队与民兵密切配合，力量越来越壮大。1943年后，游击战日益活跃，从以往的小打小闹发展到围困据点，主动进攻敌人。例如，山东以联防区为单位，选择一个重点打击的据点，由各村轮流去骚扰敌人。一个村的民兵又分成若干组，从天黑闹到天亮。放枪、扔手榴弹，弄得敌人彻夜不安。渤海区董家口据点的伪军在炮楼里哀求：“俺七天七夜都没睡好觉，叫俺歇一歇吧。”
山东根据地军民注重军事斗争和政治攻势相结合，普遍采用记“红黑点”的方式瓦解伪军。伪军人员谁做了一件好事，就给他记一个红点；谁干了一件坏事，就给他记个黑点。在对据点喊话时，经常公布情况，让伪军心里有数。对不接受警告的，找机会给予打击，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各区还争取伪军家属，经常找伪军家属开会，要她们劝说伪军反正。喊话时经常指名道姓，让某某伪军听听他家人的劝说。伪军最怕点名，家人的话比我们的宣传还管用。政治攻势的效果还是显著的。1943年，山东共瓦解了伪军7000多人，还在伪军内部建立起1000多个眼线。这使日军更加势单力薄，一天天走向衰败。
1944年至1945年8月之前，华北战事不多，战场相对平静。利用这个时期，延安进行了整风和大生产，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组织，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各根据地也在发展生产，组织群众，巩固军队和游击队。这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抗战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共中央在1944年年底指出：“如果各地明年一年，用极大努力，在军民生产方面有一个普遍的高涨，由现在的克服困难，走向不久将来的丰衣足食，我们就能在经济上（粮食及日用品）胜过大后方及沦陷区，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战争愈持久，我们愈丰富、愈强盛。数年之后，我们将成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
20世纪60年代，我们在总结中共抗战的历史经验时，用了一个字：熬。这个字蕴含了丰富的内容。面对强敌，首先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不动摇、不退缩。其次还要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以弱胜强的战斗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在持久战中等待时局的变化，最后战胜侵略者。中共的游击战术，抗战期间上升为人民战争理论。在长期的战争中，实力弱的军队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关键是依靠人民。有了人民的支持配合，我们的军队才能生存下来，发展壮大。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战争，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我们。虽然中间会有很多艰难曲折，正义的一方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毛泽东总结的“兵民是胜利之本”，就是这个道理。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开创新的事业、应付变化多端的局面、克服种种困难，依然有着借鉴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天佑摘自《读书》2015年第6、7期，李 晨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