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人生若只如初见”，真是句太怅惘的话。大多数怨侣回忆起当年，多少都会这么感慨。
就好像，1953年9月的某一天，蒋碧微得知，徐悲鸿直到去世，身边还珍藏着早年与她同在巴黎买的怀表。
就好像，1968年4月，蒋碧微在台北的医院里，望着病榻上双眼微张、不能言语、即将离世的张道藩。
1917年，22岁的徐悲鸿对18岁的蒋棠珍一见钟情。由于早年曾与她的伯父和姐夫同在宜兴女子学校教书，徐悲鸿不仅是蒋家常客，而且深得她父母的喜爱。
有一天，徐悲鸿托朋友朱了洲悄悄传话，问她是否愿意一起出国。从未与任何男子单独会过面的蒋棠珍，居然答应了。她把一封信留在母亲的针线筐里，把13岁就已确定的婚约抛在脑后，毅然决然地跟着这个她并不了解的男子远走东京。她在回忆录中说：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面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刻着‘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
私奔之后，宜兴名门望族蒋家无奈地搞了场“行为艺术”，宣称蒋棠珍因病身故，然后是哭灵、出殡，棺材里放满了石头。从此，蒋棠珍这个名字与石头一起被掩埋，蒋碧微的人生之幕徐徐开启。
当年的徐悲鸿与蒋碧微，一个年少俊逸、才华初显，一个热烈浪漫、青春洋溢，从东京到巴黎他们彼此依偎，光景温软得如同他为她画的那些画儿。
《琴课》里，她身穿旗袍，身姿婀娜，握着小提琴的手指纤细灵动，隔着近百年的时空依然可以感受到，笔墨落在画布上的一瞬间，饱蘸了无限的爱意。只有深爱一个人，才能让她在画中如此静美、优雅，独具光华。
《箫声》里，她唇角微扬，眼眸清亮如秋水，手指蝴蝶样地翻飞，箫声婉转，呼之欲出，娴雅沉静的画面下，有情感的河水缓慢而深邃地流淌。还有《凭桌》《裸裎》《慵》《静读》《传真》，单从这些画，就能读出当年他对她的深情。
只是，美好终究有限。
当清寒皆成往事，繁华即在眼前时，两人的关系却急转直下。
1927年回国后，徐悲鸿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在画坛声名鹊起，子女也相继出世。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牵头，为他在南京修建华美的傅厚岗公馆。
蒋碧微热爱社交，“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太太客厅式的觥筹交错让她怡然自得。此时创作力旺盛的徐悲鸿却将心力完全用在艺术上。她不满他以自我为中心的冷漠，他反感她强势与挑剔的虚荣，裂痕一天天加深。
1930年，徐悲鸿爱上学生孙多慈。孙多慈赠予红豆，他镶金做成戒指，镌上“慈悲”二字。仅仅十年，他手上的戒指便从“碧微”换作“慈悲”，怎能不让她碍眼堵心？她立马横刀捍卫婚姻，不仅拔掉了孙多慈赠送的用来装点傅厚岗公馆花园的枫树苗，而且写信给相关负责人，让孙多慈公费留学的机会泡汤。
徐悲鸿愤然将公馆命名为“危巢”，将画室命名为“无枫堂”，远避桂林。
徐悲鸿刊登启事：“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
18岁起与他一同漂泊天涯、抚育子女的甘苦被一笔勾销，曾经甜蜜温软的时光变成了“同居”，她勃然大怒。敢于私奔的女子，都有几分果断泼辣、不计后果的天性，她从此与他恩断义绝，势不两立。
她把“分居启事”镶在玻璃镜框里，赫然放在客厅迎门的书架上，命名为“碧微座右铭”。
他给她父亲蒋梅笙的葬礼送的奠仪被一概退回。
她对与孙多慈分手、试图与她修好的他说：“今天你要是自己醒悟，因为割舍不下对我和孩子的感情而要求回来，那还可以考虑；如果是因为孙多慈也不要你，你退而求其次回来，那是绝无可能的。”
在这样的强势下，复合了然无望，波光潋滟的旧时光到底遮不住现实的局促。
离婚时，她再次展现了得理不饶人的胡搅蛮缠，向他索要现金100万元、古画40幅、他本人的作品100幅，此外，他每月收入的一半交给她作为儿女的抚养费。
心怀对她的愧疚和对巴黎生活的感念，他夜以继日地作画以满足她过分的要求。不料，她又提出，先前支付的20万元已花完，要再给100万元和100幅画，此外每月给子女两万元抚养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