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父亲和妹妹从合肥回老家。途中，父亲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得到消息后，我买了最早的机票赶回家，却再也没有见到父亲醒来。
父亲的出血部位是在脑干，据医院的人说，这种病人没得救，往往挨到远方的亲人回来见上一面，就放弃治疗。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费用高，住在重症监护室，一天花费五六千乃至上万元都是寻常事。我们没有轻言放弃，四处奔波筹钱。那时候心头焦急万状，一方面期盼父亲能够醒来，另一方面盘算着怎么去筹下一笔医药费。医生和护士态度很好，但催起款来毫不含糊。
县城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是非常奇怪的所在，一大片简易房，连着旧的住院大楼。医生要求家属24小时守候，因此家属只能在重症监护室外的水泥地上铺张破席子，席地坐卧。
我们姐妹在监护室外踱来踱去，没事可做，很快就发现门外唯一可以避雨的地方——住院部的屋檐下，有人占了先机，安放了一张折叠床。床上乱七八糟地堆着被子和军大衣，一个老头斜靠在那里，虽然面目憔悴，但不像是加床的病人，想必是家属吧。这就是老D，老D是在守护自己的老伴儿。他见我们姐妹立得久了，便招呼我们坐下。我们先是不好意思，但耐不住劳累，终于慢慢坐在床尾，和他攀谈起来。谈了几句，竟然发现他是母亲的旧识，告知母亲，她赶来探视，又是一阵唏嘘。
母亲悄悄告诉我，这家人特别不幸。老D夫妻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这在农村里也算是顶门立户的人家了。老两口克勤克俭，卖豆腐、卖菜，家里过得颇为殷实。唯一的遗憾是，大儿子是个智障。好在二儿子不仅人长得俊秀，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老二心性甚高，想着自己将来不是上北大就是上清华。只可惜农村中学，哪有什么好的教育资源，即便他成绩不错，也不过是“矮子里拔将军”罢了。高考放榜，成绩并不理想，虽不至落榜，但北大、清华是无望了。少年一时接受不了，自杀身亡。唯一的指望没了，女儿们也出嫁了，但老两口还要养傻儿子呀，容不得他们懈怠。老D夫妇仍旧卖豆腐、卖菜。如今，D大娘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老D菜也不卖了，24小时守在病房外。
“你看看，以往一个油星都不舍得用，现在一天好几千块钱！”母亲慨叹不已。
我家没男丁，母亲还要照顾90多岁的外婆，我和妹妹实在无法“24小时守候”，于是深夜回家，清早再去。偶尔医生半夜催费，或要什么东西，星夜露天守候在病房外的老D就给我们传个消息。
几天后，父亲用了呼吸机，这不是个好兆头，因为很多人用了呼吸机就再没有拿下来。刚开始是把嘴分开，从喉咙里插一根管子下去，后来医生说一直这样会伤害气管，建议从脖子上开一个口子，直接从那里接管子。医生告诉我们，病人没有知觉，可以不用麻醉药。第二天去看，父亲喉结下面插了一根手指粗的塑料管，皮肤上贴着一块纱布，上面还有血痕。
重症监护室不允许家属探视。每天下午，医生会打开监护室外一条巷道的小门，家属可以拥到那条肮脏不堪、垃圾遍地的巷道里，爬上窗下那条摇摇欲坠的长椅，伸着头往病房里“探视”20分钟。每天只有这段时间能见到亲人，家属们都拼命拍着窗户，大喊病人的名字。我们姐妹每天都踩在椅子上，隔着厚厚的窗玻璃，喊着父亲的名字。D大娘的两个女儿也和我们一起挤在椅子上，拍窗大喊。一时间“俺爸”“俺娘”之声此起彼伏，还有人忍不住掩面而泣。
医生要求家属提供卫生纸和湿巾，说病人大小便失禁，要用这些东西清理。我们隔一两天就要送进去10卷卫生纸，好几袋湿巾。我真怀疑一个月粒米未进，只靠营养液维持生命的父亲，哪有如此多的排泄物。为了节省开支，我在网上买了一箱湿巾。那一箱子湿巾，父亲没用完就去世了，我们把剩下的湿巾给了老D，过了一段时间，老D的女儿给妈妈送来了200元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