撑到6月，父亲的脏器渐有衰竭的倾向，遍询医生无望，方决定放弃治疗。即便如此，我还是带着父亲的病历去了省立医院。医生是个中年女士，她看了病历，说没希望了。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女医生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我。
撤呼吸机那天，天异常寒冷，路上没有行人，我们衣着单薄，拎着暖瓶、水桶、毛巾和干净衣服，瑟瑟缩缩往医院走。我一边走，一边发抖。到了医院，我们换好衣服进去给昏迷中的父亲擦洗身子。母亲站在父亲床前失声痛哭，她拉着父亲的手说：“你不要怪孩子，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你总也不醒啊。”昏迷一个多月的父亲仿佛知道我们前来送别，猛地睁开了眼睛，就睁了这么一下，又闭上了。
等我们退出重症监护室，医生就撤了呼吸机。我坐在老D的床尾，静等父亲的灵魂飞过。奇迹发生了，原本父亲早已不能自主呼吸，没想到一撤呼吸机，呼吸居然恢复正常。我兴奋不已，回家后，在网上买了简易的呼吸机、吸痰器，还收藏了供植物人使用的床和床垫。妈妈也高兴地说，宁愿伺候一个植物人。第二天，父亲还是没用呼吸机，我们且惊且喜。当天下午一两点钟，我接到了监护室主任的电话。主任温言细语地说：“你来医院吧，你爸呼吸不好呢。”放下电话，我和妹妹疯了一样赶往医院。进入病房，我看见父亲呼吸急促，好像喘不上气似的。主任这时候才说，昨天之所以呼吸正常，是因为缺氧导致的肌体自我保护。现在，要我们做最后的决定，要不要抢救，如果决定彻底放弃，就在文件上签字。
我知道，如果上呼吸机，父亲又可以撑几日，但几日过后，钱没了，人还是救不回来，母亲怎么办呢？最终，我在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父亲生了我，我却亲手送他死。主任把我们带出病房，他说病人临终时的样子我们承受不住。我请求医生在父亲逝后，把他身上的伤口缝合起来。
当我们再次走进病房时，父亲平静地躺在那儿，身上的管子都被拔掉了。我掀开父亲的衣服，他的身体还是温热而柔软的。乡人嘱咐我们，人去世后，不可以把眼泪滴到他的身上，不然他会挂念，不肯离去。可是妹妹在给父亲擦身子的时候，一滴滴的眼泪都落在他身上了。
火化那天，工作人员让我和家人进入车间，为的是找到他体内肠癌手术留下的吻合器——我们不想让他带着那东西离开。我走进车间，眼前是一个大炉子，炉后面的水泥地上散放着许多骨头，有大有小，有的还带着火星。我头晕目眩，一时没有明白那是什么，直到走近，才晓得那是父亲的骸骨。我蹲下来摸了摸，骨头还有温度。妹妹和我蹲在一起，看着骨头发呆。妹妹低低叫了一声“爸”，我俩没有哭，反而不约而同地笑了一声。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一切烦恼、痛苦、不平、恐惧，都不存在了，只有这洁白干净的骨头。我确信，许多年之后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
火化次日，依照风俗，我们要给他送烟火。也就是说，从此他要在另一个世界另立炉灶了。我和妹妹烧了纸钱，我立在黄昏的风里大声说：“爸爸，自己做饭的时候，不要节省，吃点好的！”
之后的某天，见到了老D的乡人，问起D大娘，乡人说：“下个月就两周年了！”母亲心下惨然，又问起老D。乡人摇头说：“明天圆坟（人去世三日后家人去祭拜）！”母亲很吃惊，忙追问。据乡人说，D大娘死后，老D带着傻儿子过活。村人盖房子，他家也盖。那天拆墙，老D的傻儿子不顶事，老头子挣扎着爬上墙头，不小心从墙头跌了下来，当场就没气了。
“在农村，这家人就算是绝户了！”母亲凄然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