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是提到下层老百姓，文字总是一片光明。坏事自不必说，有反动派兜着，连动摇和软弱都只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然而鲁迅却告诉我们，我们一向喜爱的劳动人民有一个令我们非常尴尬的习惯：当看客。无论是砍头还是枪毙，无论是杀强盗还是杀革命党，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由下层老百姓闹出来的一件大事，曾经得到了历史学家的称颂，老百姓的反帝爱国热情被史家的笔渲染得红红火火，然而，在真实的运动中，冷漠的看客依然不在少数。《王大点庚子日记》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看客的标本。
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身份卑微，属于不能参加科考的下九流，但由于干的是“警察”的活计，所以日子过得还可以。此人粗通文墨，文字鄙俚不堪，可是挺爱动笔，每天都要记点什么，由于没有文人那么好面子，所以相当地客观，竟然连自家那点偷鸡摸狗的事儿也都照记不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每天都出门闲逛，四处看热闹，义和团焚香拜神他看，清兵和义和团攻打使馆也看，义和团把“二毛子”剁成肉酱他看，有人趁乱抢劫他也看，不仅看而且跟在后面顺手牵羊，哪怕捞一块木板也是好的。他看过朝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被砍头，也看过被义和团抓的白莲教——实际上是无辜的老百姓成排地掉脑袋，甚至当八国联军打进城来的时候，他依旧出来看热闹，而且趁乱大捞一把，跟着众人从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抢得土麦子、皮衣和铜钱若干，连他看不懂的旧书也没有放过，抢了一大摞回家，任凭子弹乱飞，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害怕为何物。义和团内讧打起来，他“跟踪采访”，洋鬼子抓了中国人用辫子拴成一串牵着走，他“跟同赴烂肉胡同湖南馆公所发落，瞧了半天”。洋人抓住义和团枪毙，他还是看。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掩饰不住兴奋的语句：“今日看热闹不少。”只有八国联军刚破城的时候，烧杀抢掠，北京城一时间没处买米买面了，他才感到有点恐怖，用他所知道的所有表示害怕的词堆了一句：“由此忧虑畏惧害怕胆惊。”接下来几天没写一个字。
已经刊布的义和团期间的日记还有一些，比如《庚子记事》《高丹日记》，这些由读书人写的日记，对所发生的事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感慨、评价乃至义愤，可是王大点没有，他的笔冷得惊人而且吓人，全无心肝。看无辜的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他没感觉；看见人活活被烧成焦炭，他也没感觉；看清兵和洋兵烧杀奸掠，他还是没感觉。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城被战火毁得一塌糊涂，他依然没感觉。更令人气愤的是，此公居然毫无民族感情，洋人占了北京，他不开展游击战抗争也就罢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还多次为洋鬼子拉皮条找妓女，从中捞点好处。当然也不是说洋人对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加耳光，洋兵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抢过他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没一点义愤。此公干得最对不起洋人的事大概就是经常带美国兵去找酒喝。当时美军禁酒，美国兵见了酒就像蚊子见了血，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回去被长官责罚。对于王大点来说，感兴趣的只有两件事，看热闹和占便宜。至于热闹从哪儿来，便宜在哪儿占，都不要紧。只要有这两样存在，即使有生命之忧，他也会冒出来。一场我们教科书上讲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次惨烈的帝国主义入侵，在王大点眼里，只不过是平添了些看热闹和捡便宜的机会而已。
平心而论，王大点倒还算不上是坏人，在这场大动乱中，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顺点东西，也是在别人动手之后捡点剩的。他不帮义和团，也不帮教民，其实也不算是帮过洋兵。虽说有点好贪小便宜，但洋人占了北京之后，他熟识的街坊邻居中有做过义和团的，吓得不敢出门。他既没有向洋人告发（至少可以捞几文赏钱），也没有借机敲诈（以他衙役的身份，完全可以）。显然，此公要比义和团兴盛时，本来跟教民没什么仇怨，只听说现在杀教民可以不获罪，就跟着胡杀乱砍的人强（可参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道德水准甚至不比有些舞刀弄枪的义和团成员差（因为不少义和团成员后来都投靠了洋人和洋教）。
总而言之，王大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后，像这样的老百姓其实是社会中最多的。当然，也就是这些老百姓中的大多数，每每令先进的知识分子头痛不已。当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看的纪录片上，那些傻呆呆地看日本人杀中国人的中国人，大概就是王大点的同类。这些人如果没有点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任凭先知们怎样呕心沥血，中国的事总是难办。
（世 宁摘自重庆出版社《历史与看客》一书，邝 飚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