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头衔
南开大学的讲座上，阎真在回答一个同学的提问时，声调才开始提高。那几天参加路遥文学奖活动，让他有些疲惫。
阎真已经在课堂上无数遍讲过自己的小说，但他这天大清早起来，还是把打印在A4纸上的讲稿又用中性笔修改了许多处。他是个细致的人。从青岛开往天津的高铁上，说话的时候，他把前排靠背上歪斜的布巾全给摆弄整齐了。
民间设立的路遥文学奖首次颁发。颁奖地点在青岛崂山脚下一处僻静的宾馆。南开大学的讲座是穿插在系列活动中的一个。阎真获得路遥文学奖的作品是《活着之上》。这是他完成不久的小说。20年间，他完成了4部长篇小说，最为人所知的是《沧浪之水》。这部出版于2001年的小说，已经印刷了66版。“沧浪之水”来自屈原的《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坐在南开大学文学院章阁厅里的阎真，演讲的题目是：从《沧浪之水》《活着之上》谈中国知识分子。投影的幕布上，他被冠以的头衔依次是：中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作家。
“在我看来，你所说的是前现代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有一种媚态，依附于权力。”第一位提问的同学说，“你看，文学院副院长头衔是放在最前面的，中国作协会员是很多的，在我们看来，著名作家才最重要。”会场里响起了师生们的笑声。这位同学继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性。君子如果只喻于义，经济不独立，就会出现好多的问题。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这种奴性和傲慢，你如何看？”
这位同学的声音比较大，显得有一股激动劲儿，阎真的回答也有一些激动。“我刚才说到的知识分子，都是体制外的，所以，我把他们当作精神榜样。这跟你所说的没有矛盾。李白到体制中去了，又出来了。苏东坡三次在体制中，又被流放到社会中去了。陶渊明从体制之内出来了。曹雪芹完全可以进入体制，他也出来了。他们都是为了追求相对的人格独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的判断在今天太绝对，但也没有完全失去有效性。在价值意义上，至少告诉我们，不要失去做人的底线。市场经济确实有助于知识分子。古代知识分子，一旦脱离体制，就无路可走。今天，市场为我们提供了大一点的空间。知识分子的话题，如果展开讨论，会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有民族性和现代性的问题，小说也不好表达。我还是放在义和利的层面上。普通人也不要把这些文化英雄作为绝对标准，那样的要求太高了。但是，对他们的景仰和向往，至少可以保证我们不至于堕落到泥潭里面去。”
前两天晚上，与阎真的讨论中，我提到了萨义德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在阎真看来，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太高了，无论东方和西方，符合此标准的知识分子寥寥无几。在阎真的描述里，知识分子是有时空意识的人。时间上，知道历史文化传统。空间上，除了自己身处之地，还知道有北京、华盛顿、伦敦、巴黎，了解世界存在的状态。
阎真的一位朋友说，谁要是给“文化”下定义，他就会有掏枪的冲动。“谁要是给知识分子下定义，可能我也会有这样的冲动。”阎真说，“古代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在人格意义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内在的原则到今天也是统一的。”
面对有些尴尬的场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显示出了自己的现场调控能力。“这个同学提到的这个问题很好玩，这些头衔是我列的。”同学们又笑了起来。“我要是把‘著名作家’的头衔放在最前面，你是不是会说，太重视名啊。有时候，理解的能力比批判的能力更重要，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会理解你为什么有这样的观点。”
“中国文化中，确实有这样（列头衔）的习惯，这样的习惯以后改了也可以。”阎真也笑了。
“其实我觉得什么都不用写，写‘阎真’就行。但是，我要向上面报项目，学校要知道我请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来讲课。”周志强正在给一家杂志写中国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活着之上》正是他感兴趣的小说。小说里，弟弟聂致高是往高处爬的公务员。聂致远是望着远处的高校老师。聂致高当着小镇上的股级干部，但能很有效地解决家里的问题。他认为阎真写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聂致远对人文精神拯救的无力。
“责任和良知，在今天对知识分子是高的要求，还是低的要求？真的变成了一个问题。”周志强显得有些无奈。
蜗牛
十多年前，在北师大读博士的周志强从图书馆的《当代》杂志上看到了《沧浪之水》。为了省下买杂志的钱，他连续去了好几天图书馆，才把小说读完。他告诉自己的博士生导师王一川：王老师，我发现了一部好小说，叫《沧浪之水》，这是我读过的写知识分子的小说里，最让我震撼的。王老师说，好的，我知道了。过了两年多，王一川打电话跟他说，《沧浪之水》写得真不错。
看《沧浪之水》的时候，周志强还没有踏入学术江湖，对知识分子圈还不是很熟悉。可是，《沧浪之水》让他产生了恐惧感–“我应不应该走这条路？”
前段时间，也是在《当代》杂志上，周志强读到了《活着之上》。看完之后，他给好几个大学的院长和书记都打了电话。他想问一问，小说里写的跟学校里的人感受到的，有多少异同。“小说对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描述得太细致了。”
路遥文学奖给阎真的颁奖词里有一段是：“他通过精微准确的描写，和从容不迫的叙述，揭示了高校生活的乱象，写出了高校知识分子的不自在、不自由的生活状态。他深刻有力的描写，就像水里捞出的石头那样，湿漉漉的，给人一种切切实实的沉重感。”
阎真的笔下是现实对人的强制性同化，功利主义对人的强大牵引和负面改造。他用了一个比喻，一个生物在蜗牛壳中待久了，就会长成蜗牛的形状。《沧浪之水》中，主人公池大为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顺应生活中的规则和潜规则。“《沧浪之水》有清浊的区别，一个人选择了浊，他不但是可以理解的，简直是别无选择。”
从《沧浪之水》到《活着之上》，期间有10年之隔。在这10年中，阎真感觉到的现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俗化继续发展，已然成为了一种既定的历史文化格局。世俗化，即以个人的功利为行动原则。在这种格局中，潜规则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个人如果只按规则办事，将失去很多机会，甚至寸步难行。“一件什么事情来了，第一个想法就是找关系，找熟人。没有关系和熟人，那就利益交换，金钱开路。”
《沧浪之水》获得了许多好评。最早提出一些批评意见的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李建军，他们因此而结识。《活着之上》的封底印有李建军的一句评论：“冷静的观察，深沉的反思，精微的描写，处处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坚确精神和叙事自觉。”
上边还有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的一句话：“《活着之上》是艰巨的精神叙事。阎真的小说一直是与地心引力的斗争，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力图证明：人不是注定如此的动物，人的光荣是在不可能中探求可能。”李敬泽是阎真当年在北大中文系的同学。
青岛的路遥文学奖会场，于慈江和阎真在红色的条幅前合影。1980年6月中旬，于慈江和阎真是最早到北大中文系报到的新生。他们都住在32楼。“我这么早去是因为当时很亢奋，阎真是为了找一个靠窗的好床位。”他们俩都找到了靠窗的床位，整个32楼当时只有他们俩先到了。
如同许多大学的中文系一样，他们在入学的时候被告知，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是培养学者的。阎真这一级北大中文系的同学，毕业之后，搞文学的很少。坚持写小说的，恐怕只有他一个。
“有人说阎真的小说写得不错，但写得不够狠。”于慈江说，“但如果再狠一点，可能就发表不出来了。”阎真的小说里有许多的纠结。别人一个纠结写成一个褶皱，阎真是写成好几个褶皱。“大开大合的东西，不是他的个性。”
李白
“京华大学的博士宿舍每间房只安排两个人，都靠窗，我早来是白早来了。闲得无聊，我买了辆旧单车去故宫颐和园玩了，这天早上又上了西山。”这是《活着之上》里的一段话。主人公聂致远从西山下来后，到了门头村。他在那里偶遇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赵教授。赵教授来门头村，是为了拜谒曹雪芹。
“门头村据说是曹雪芹当年写《红楼梦》的地方，没有一个结论，谁也不知道。一个最底层的知识分子，死了也不知道埋在哪里。小说里，聂致远去过三次门头村，我也去过三次。”阎真说。
在小说里，聂致远看着赵教授送给他的《红楼梦新探》，想起曹雪芹的一生，流下了眼泪。现实当中，1996年，阎真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曾在天涯》后，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想写些什么，却找不到非写不可的冲动。某一天，他陷入失眠，随手翻起《李白传》，到天亮的时候，看完了。他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流下了眼泪，凉凉的一滴，痒痒地停在腮边。
现在，不知有几个年轻人看过《李白传》。在搜索引擎上输入“李白”，首先跳出来的可能是李荣浩的歌。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我第一次听到李荣浩唱的《李白》，是在夜爬泰山的石阶上。一位偶遇的旅行者放给我听。“写得很好玩。”他说。我看着模糊不清的山体和远处璀璨的灯火，听着这歌，想起的却是大学时看到的一位同学写的一句诗：李白，还不是在高力士踢翻的洗脚水里漂泊一生。
“这样一位千古奇才，晚景那样凄凉。”阎真说起了李白，“天下之大，却无他的容身之地，四处漂泊，沿门托钵，献诗豪门以求一日之温饱，临终时贫病交加，穷途末路，乞望收留。”
由李白想开去，阎真发现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知识分子，诸如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苏东坡、曹雪芹、阮籍、嵇康、柳宗元、关汉卿、辛弃疾、施耐庵、罗贯中、汤显祖、吴承恩、吴敬梓、蒲松龄、王阳明、朱熹等等，他们的风华襟抱浩渺无涯，才情学识深不可测，却都被厄运笼罩。卑微、孤寂、贫窘，被排挤、被流放、被杀害，成为了他们的宿命。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阎真的疑问。“这不是哪些人对他们的伤害，一种个人行为不可能持续几千年。”阎真说，“第一流的创造者，不但需要天才，更需要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他们不会放弃原则，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地活着。屈原说，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这似乎就是他创作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的最初冲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对功利主义保持距离与警惕。他们的价值观，以责任与良知为出发点。但阎真也有另一种反思，他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的世俗化状态进行批判，可进入构思之后，又深感这有简单化的倾向。“别人会说，我为什么要学屈原，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有那么高的境界，做出那么大的牺牲？我们都是普通人，付不起那样的代价。这种要求会不会走向反面，成为另一种精神上的暴力行为？”
痛感
汽车沿着崂山起伏的灰白色山脉行驶。头一天下了雨，云雾缭绕。车上坐着阎真、一位北京来的女读者、司机和我。我们的目的地是青岛火车站。一路上，我们经过了“爱丁堡”、“海德堡”、“依云小镇”。房地产拿来主义已经延续经年，在许多地方，光看名字，仿佛置身国外。
阎真曾留学加拿大，北京的女读者也曾在欧洲和美国生活，他们共同回忆了外国的鸡肉是多么的难吃。她问到阎真的小说《曾在天涯》中的故事有多少是虚构，多少是真实的。阎真说，书里大部分都是真实的，除了爱情。“是没心思谈恋爱吗？”“不是没心思，是不可能，我是一个打工的，社会地位很低。”
跟随时代风潮，阎真在80年代末申请到了奖学金，到加拿大读社会学，但读了半年之后，听课吃力，而且毫无感觉，便退学打工。他在一家送外卖的餐馆做厨师。那是痛苦的经历。有心灵上的孤独和文化上的隔阂。“好像有一个球在那里堵着，已经转变为一种生理现象了。”有一天，他陷入了一种疯狂的状态，感觉自己一秒钟都没法在加拿大待下去了。在租住的屋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足足两个小时才平息。“我找不到文化上的依托，文化对我来说是生命。”他回到了中国，放弃了使用绿卡的机会。现在绿卡还在抽屉里锁着。
阎真回国时，邓小平正好登上了南下的火车。中国停滞的改革又开始启动。市场这一巨型话语像加了太多泡打粉的面团，迅速膨胀。而权力，始终是另一巨型话语。
“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结构，同时又是一套价值体系，甚至是一种意识形态。市场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你必须与市场对接才不会失语。市场以不动声色的解构性，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挑战。”阎真说，“知识分子的身份规定性，就在于他比常人更多地关心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你不能只管自己的事情，你的价值视野应该更加开阔。说得大一点，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知识分子的精神规定性，就是更加讲究人格操守，有些利益，你能图也不能图。”
南京大学的王彬彬在看了《活着之上》后，觉得阎真写的这些东西他太熟悉了。“我一直不同意一个看法，说最近十多年或三十多年，知识分子底线崩溃，大学不再是净土了。大学早就不是净土了，知识分子的底线早就崩溃了。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当中，知识分子为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活着’，出卖亲朋好友，底线早就崩溃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活着’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聂致远再怎么困难也不至于活不下去。今天为了活得好一点，什么都可以干，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从伯夷叔齐到阿多诺本雅明，从《儒林外史》到《围城》，从“启蒙”到“救亡”，从“反右”到“文革”，从“造原子弹的”到“卖茶叶蛋的”，如何做知识分子，一直都是一个问题。
具体到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是应该更市场还是更严肃，更先锋还是更现实？《花城》主编朱燕玲说，“先锋”这两年提得少了，“非虚构文学”被提起。她感觉阎真的《活着之上》更像是非虚构的东西，“有现实的痛感。”
困境
阎真是一个理性的人，别人说话的时候，他非常平静地听，脸上几乎没有表情。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工程师或者教理科的老师。当年在工厂上班时，写的小说得了奖，才让原本打算考理科的他报了北大中文系。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一个中篇小说。而当他出版了《沧浪之水》，希望能用此来评职称时，学校没有答应。他从原来任职的高校转到了现在的中南大学。
“《活着之上》算不算科研成果呢？”“学校还是算的。”
阎真平时给学生上课时，讲精神价值没有充足的底气，会认为学生在心中笑他是老古董。他不太敢讲得太形而上，纯精神的东西点到为止。他有一种失语的忧虑，担心不能与同学的精神现实发生有效的联系。“你讲得再好，他听不进，白讲了。”他不敢去设想，一种逻辑的说服力比市场的说服力更具说服力。
他看到过教伦理学的教授，讲起课来满口都是伦理原则，行动起来往往却是潜规则。期末考试的时候，阎真的学生会找到他，希望能得到一个高分数，说是为了出国的需要。“分数居然来跟我讨价还价，真是不可思议。”
学者钱理群说过，现在中国的大学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不只是大学培养的，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就开始培养了。
“我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小红花是最多的，以为能评三好学生。但是，老师说，不能只凭小红花。他从来都不是三好学生。我觉得他不在乎这个。但是，今年北京中考，把三好学生加分取消了，他知道了，回到家里拼命地跳。看来这对孩子还是有影响的。只是他一直没有说这些。”坐在车上的那位北京读者说，“入团的时候，同学民主选举，我儿子得的票比别的孩子多。老师说，还得看老师意见，结果到现在，他都不是团员。这都是有名额的，要操作。”
“你不去替你儿子想想办法？”阎真问她。
“要不然我说我情商低呢。”读者说，“儿子初三了，学校有保送名额。我就跟我先生合计要不要去老师家送礼啊。送多少呢？我的同学跟我说，你要送钱的话，得往‘万把’里送。我们没那么多钱啊，就没送。”
“送一点点没用。”
“他们学校的家长带老师全家去香港玩，买东西什么的全包。”
开车的司机都听不过去了，“自己不花钱，全是人家给埋单？”
“这些都是潜规则，不动声色的，你什么都看不出来。”
“课堂上讲义正词严的东西，课堂下做这些，这怎么让孩子听得进去？”
“老师根本不用义正词严，临到假期就说，我们很多东西上课来不及讲，有些东西得到我们家去听，一个小时340块钱。这都是便宜的，有的学校老师，一个小时800块钱，而且是同时教几个小孩。”
“我写得还不够狠。”阎真说。
“我有个朋友是医生，老师带他妈妈去医院看病，所有的费用都是我朋友出了。朋友的孩子在学校里要评少先队干部，结果评了个小队长。朋友很生气，怎么才评了个小队长！”
“这些小孩长大了怎么会相信公正？”
“所以，我为什么喜欢《活着之上》，因为你写的那些东西，大家都在做，心里都不痛快。”
“我在小说里，还是对良知寄托了太多希望。”
“可能还需要制度的改变和细化。”
阎真在南开大学的演讲结束后，吃饭的时候，我和一位同学互加了微信。我看到她的最新一条微信写的是：结构性困境。
周志强把这种人人陷入其中的困境称作结构性困境。“什么叫结构性困境？就是不是由你个人的困境所决定的一种困境。只要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不得不经受。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生存者，在经济结构中存在个人生活困境。知识分子作为价值立法者存在困境，政治结构中，知识分子的天下意识陷入困境，人文失语。知识分子作为现代社会的批判者存在困境。文化结构中，知识能力丧失，阐释能力也消失。可怕的是，这些困境，都不是个人解放就能解决的，这就叫结构性困境。”
周志强还提到了阎真的书写悖论。“阎真的作品有批评的冲动，却面临书写悖论。这是知识分子都面临的问题。我写的东西和我写作本身，都是孱弱无力的。但在孱弱无力中，又获得道德的崇高感，或者说获得某种补偿。我们每个人都不敢言说理想主义。谁说理想主义，谁就是傻子，就是不懂得生存规则。”
“情商低了。”阎真引用了那位北京读者的话。
活着
“阎老师，这本书的名字是怎么想到的？”在那辆开往青岛火车站的汽车上，司机师傅问道。
“最后才想到的，这个书名我自己也不太满意。”
阎真给我详细解释过书名的来历。想过叫《谁也没见过灵魂》，太玄了，他觉得还是写给普通读者看的。“《活着之上》直白了一些，艺术的内蕴性还是不够。”阎真为了书名想了几个月，征求了许多人的意见。《无人见证》、《肩上有风》也是备选的书名。
“‘肩上有风’听上去不错。”
“这是北岛的诗：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无人见证’想要表达什么？”
“曹雪芹作为一个牺牲者，默默无闻一辈子，没有人见证他的付出，他一不为名，二不为利，《红楼梦》是谁写的都有争议，他把自己的名字都隐去了，他完全超脱出来了。有时候，你做一个好人，没人来理解你，是无人见证的，但你要忍受住这种沉默的状态。曹雪芹最能体现我所追求的那种状态和理想。”
《活着之上》里，深爱《红楼梦》的赵教授把聂致远带到门头村的一棵槐树下，抚着树干，像抚摸一个孩子，说：“这棵老槐树，4年前我专门从植物园请了专家来，看了说有三百多年的树龄了，我相信曹雪芹是看见过它的。现在到处搞开发，北京城就要建到这里来了。这棵老槐树，我想保住，去海淀区园林局说了，人家说，可以啊，它跟曹雪芹有关，证据呢？曹雪芹一辈子怎么活过来的都没有证据，我怎么拿得出这槐树的证据？”
北京春日的一个晴朗午后，我像聂致远一样，从西直门乘坐360路公交车，来到了西山脚下的门头村。
在村子的一片空地上，除了玉兰、迎春花、碧桃，我看到了两棵大槐树。一位河南来的园林工人正在给树浇水。
“这是国槐，又叫黑槐。”
“你觉着这树有多大岁数了？”我问他。
“我们老家两百多年的槐树，就这树的一半粗，这得好几百年了吧。”工人师傅说。
一位穿着英格兰足球队外套的师傅路过。我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我就在门头村出生的，出生就有这棵树了，我都55岁了。”他说，“这里原来都是平房，这两棵树原来在学校那边，盖小区的时候移过来的。”
“这里原来都是平房？”
“旧城改造拆的，这些楼房都盖了七八年了。有路子的，跟开发商有关系的，没准能多弄两套房，多补点钱。没有关系的就不多，我就不多。”
“英格兰外套”家分到了两套房，加起来150多平米，当初是3600块一平米，现在已经两三万块了。
“听说曹雪芹在这里住过，你知道吗？”
“那不太清楚。”
在门头村那条宽阔的马路上，一边是旧城改造的小区，一边是上千万一套的山庄。旁边的广告牌上写着许多带“梦”字的语句：“朝夕奔梦”、“梦中华，志存高远”、“中国圆梦日，该我飞天”、“华夏圆梦，天下归心”……人们在空旷的街道上遛狗，放风筝，带小孩……一对五六十岁左右的夫妻走过，身上的播放器飘出音乐，是许冠杰的一首粤语歌：“轻飘飘的旧时日悄悄地飞逝，数载如梦烟般消回首那堪计，风潇潇的漫长路你只身飘零，仍在寻觅你踪影杳杳像流星……”
太阳已经落到西山顶的那些钢铁架子上，又是“日望西山餐暮霞”的时候了–这是曹雪芹的朋友写给他的一句诗。
阎真曾经在春天里来到门头村。空气里泛着绿色的气息。他听见树丛的上空发出沉闷的声响。他停下来侧耳倾听，在风的中心，传来了一丝尖厉的、凄凉的锐响，像时间深处传来的召唤。他把这些声音，写到了《活着之上》的结尾。
（感谢高玉涛、谢勇强对本文采访的帮助，实习记者孙德俊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青岛、天津、北京 编辑 郑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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