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想象西藏”是一个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持续了很多世纪且遍及全球的有趣现象，即使在今日这个解构、袪魅的时代，它依然经久不衰，愈演愈烈。由于西藏在地理和文化上举世无双的独特性，它给西藏以外的世界提供了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想象和设计空间。长期以来，东、西方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内，凭借其各自天才的想象力，设计和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五花八门、匪夷所思的西藏形象。其中既有香格里拉式的迷人的神话世界形象，也有混沌未开、暗无天日的洪荒世界形象，有时它被当作“约翰长老的王国”（The Kingdom of Prester John）而受人期待，有时它又被视为神权专制的“辣马王国”（Lamaist State）而遭人鄙视。然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今天的西藏则已普遍成为一个人们热切向往的地方，它是一个净治众生心灵之烦恼、疗养有情精神之创伤的圣地。在这人间最后一块净土，人们可以寄托自己越来越脆弱的心灵和所有的愿望。藏传佛教之上师，不管是活佛，还是喇嘛，在“精神的物质主义者”（Spiritual Materialists）眼里都变成了成就非凡的心灵科学家，是他们争相皈依的精神导师。
按理说，随着交通条件的日益便利和数据化时代的到来，今天的西藏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物理距离早已经不再和以前一样遥不可及，出入西藏即使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来说也已不再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使命，而且，西藏发生的一切每天都在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传遍全世界。可是，人们依然没有停止对西藏的想象，相反，这种想象变得越来越善巧，越来越精致，也越来越离谱。近些年来，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歌流行全中国，业已成为大量知识人和小资阶层最喜爱的心灵鸡汤和包治情感百病的灵丹妙药。可见“想象西藏”于当今的中国是一件非常流行和非常时尚的事情，国人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想象和膜拜甚至已经超越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美的“新时代人”了。从当今潮人们创造和设计的“西藏形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今这个时代之社会和文化的一些热切的诉求和典型特征。总而言之，西藏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无疑还将继续是人们最愿意倾注他们丰富的想象力的“异域”，“想象西藏”还将是一项长期持续的精神建设工程。不管是被神话化的还是被妖魔化的“西藏形象”，它们都不过是人类于不同时期“想象西藏”的阶段性作品，它们与西藏的历史和现实常常缺乏必要的联系，反映的只是想象者自身所处的社会和文化面貌以及他们的精神境界。
二
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热望和追捧之风气于西方世界之弥漫远早于今日之中国内地，与此相应，西方学术界对“想象西藏”这一现象的警觉和批判也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揭露和批判西方人自己设计和创造的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西藏”和千姿百态的“西藏形象”，显然是后现代西方学术界开展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特别是开展对西方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之批判的最典型和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早在一九八九年，正当西方的“西藏热”踊跃走上前台的时候，彼特·毕夏普（Peter Bishop）出版了一部题为《香格里拉的神话：西藏、游记和圣地的西方创造》的著作，从文学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揭露西藏如何被西方人塑造成为一个圣地（香格里拉神话）的过程。及至十八世纪中期，对西方世界而言西藏还近乎“只是一个谣言”，对其知之甚少。然而在紧接着的工业化世纪中，西藏却渐渐地演变成为一个维多利亚浪漫主义想象中的世外桃源，它差不多就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圣地，集中了以往所有人类曾经历过的传统的圣地所拥有的神秘、力量和暧昧。在这部可称经典的作品中，毕夏普通过对西方人的西藏游记的阅读和分析，追溯了这个神话般的圣地的创造、圆满和衰落的轨迹，说明“旅行并不发现世界，而更是构建了世界”。毕夏普站在心理学家荣格的“无意识”理论的立场上，揭示西方出现的“每一个西藏（形象）在一个时代的各种表述（现）中都是无意识作用下的创造，这种想象的行为[中的创造]则被理解为真实，而真实又将被重复不断地修正。每一代作家均借助他们对西藏的设计[和想象]将无意识化为有意识，表露他们自己的各种最热切的关注、未遂的心愿，以及恐惧和希望等等”。通过追寻西方传教士、士兵、外交官、商人、探险家、神秘主义者和诗人们留下的踪迹，毕夏普揭露了西方之西藏想象的深层结构，标明了它在“西藏神话”形成过程中的转化。
毫无疑问，毕夏普的这部著作对读者了解西方人构建的有关雪域的神话，以及这个神话在形成西方对于东方之理解和成见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不管是其理论深度和其批判性的态度，还是其对于西方西藏游记的全面掌握和细致的阅读，《香格里拉的神话：西藏、游记和圣地的西方创造》都是一部极有启发意义的优秀作品，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但是，它的写作和出版之时，正是西方之“神话西藏”开始走向全盛之日，当时人们还更多地陶醉于对香格里拉的迷恋之中，尚缺乏对这种神话做集体反思和批判的愿望和能力，而且毕夏普的研究也没有直接地和对当时的“西藏想象”的批判联系起来，所以他的这部作品并没有在学界之外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西方学术界首次大张旗鼓地集体反思和批判“神话西藏”或应当开始于一九九六年春天在德国波恩召开的一场题为“神话西藏”（Mythos Tibet）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一九九六年好像是德国的“西藏年”，不但达赖喇嘛频频到访，而且德国各地纷纷举办了与西藏相关的各种文化活动。如在波恩新落成的艺术馆中举办题为“智慧与慈悲”的大型藏传佛教艺术展，在法兰克福举办西藏电影节等等，把德国民间的“西藏热”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可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举办“智慧与慈悲”藏传佛教艺术展的艺术馆中同时举办了这场名为“神话西藏”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藏学家们，其中也包括著名的流亡藏人学者，旗帜鲜明地与西方社会的主流话语唱起了反调，他们以权威的姿态开始解构和清算由西方传教士、启蒙思想家、殖民侵略者、神智主义者、遁世主义小说家、嬉皮士和藏学家们联手创造出来的“神话西藏”，明确指出这个“神话西藏”是西方人自己的设计和幻想，与西藏的历史和实际无关，西藏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个思想或者行动的自由主题”，西藏并不如今天的西方人所想象的那样从来都是一个和平、慈悲、智慧、环保的人间净土。这次学术会议的论文结集《神话西藏：感知、设计和幻想》大概是西方学术界第一部集体批判和清算西方“神话西藏”中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倾向的学术著作。可惜，这部论文集最初以德文出版，它的英文版《想象西藏：现实、设计和幻想》延迟到了二○○一年才在美国出版，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影响力的发挥。
对西方“想象西藏”的历史和现状做了最系统、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并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作当首推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Lopez Jr.）的名著《香格里拉的囚徒们：藏传佛教与西方》。洛佩兹将他对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文化研究的深刻领会巧妙地应用到了他对西方“神话西藏”之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之中，他选择了喇嘛教、《西藏生死书》、《第三只眼睛》、六字真言、唐卡、美国的藏学研究和达赖喇嘛等七个最具代表性的西藏文化符号作为他研究的切入点，揭露了西藏如何在西方浪漫主义、文化盗用、学术误导和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大合唱中，最终失去其历史、地理、时间、宗教和现实的根基，沦为一个精神的、虚幻的、非人间的香格里拉的过程，对西方人的 “神话西藏”和他们在构建这个神话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东方主义、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做了痛快淋漓入木三分的揭露、刻画和解构。洛佩兹的这部《香格里拉的囚徒们》名噪一时，其影响远远超越了国际西藏学界，不但成了西方后殖民时代文化批评领域内的一部经典作品，而且也对西方世界普遍发烧的“西藏热”泼了一瓢冷水，不管你愿意承认与否，问题可已经摆在那儿了：“你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
除了以上这三部作品以外，与批判“神话西藏”相关的西方学术著作还有很多，其中著名的还有奥维尔·谢尔（Orville Schell）的《虚拟的西藏：从喜马拉雅到好莱坞寻找香格里拉》、马丁·布劳恩（Martin Brauen）的《作为梦幻世界的西藏：西方幻影》和迪比希·安纳德（Dibyesh Anand）的《地缘政治的异国情调：西方想象中的西藏》等等，它们从通俗文化、大众传媒和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不同角度，对西方西藏形象的塑造及其背景、影响做了进一步的揭露和研究，加深了人们对西方“想象西藏”这一巨大工程的历史源流以及它对现实的西藏事务所造成的巨大影响的理解。
三
阅读上述这几部作品于我无疑是一次十分奇妙和痛快的经历。首先它们帮助我揭开了长期郁结于胸的谜团，了解了西方“想象西藏”的历史及其现状，明白了当今西方世界为何如此热衷于西藏和西藏文化的缘由，进而也对今日国际社会出现的所谓“西藏问题”的真实面目与本质有了较清晰的体会；其次，它们对“神话西藏”本身的刻画和解构，以及对西方那些曾令人高山仰止的学术权威们和他们的著作的批判和解构，彻底掀掉了他们令人目眩的外衣，揭穿他们“东方主义”、“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本质，读来实在是一件让人痛快淋漓的事情；还有，阅读一部“想象西藏”的历史实际上就是阅读一部西方的社会发展史和文化史，于我就像是一次全面接受西学教学的基础训练。围绕着“想象西藏”这一主题而发生在西方和西方人身上的种种故事是如此离奇和引人入胜，一次次地把我引入了别有洞天的奇妙世界，令我难以自拔。如西方启蒙运动中的“浪漫东方”、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布拉瓦茨基夫人创立的“神智学”（Theosophy）、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的嬉皮士和迷幻药等等，都曾经令我迷醉，都想刨根问底，一窥究竟。
阅读这些作品也让我深受启发，认识到了研究“想象西藏”在东方，即探讨汉族传统文化中的典型的西藏形象及其由来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显而易见，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式不见得只是西方人的专利，在东方各民族之间互相交往和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同样出现过相互间的想象和设计，同样出现过因此而造成的无数误解。像中国这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众多民族共存的国家里，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的现实中，在民族与民族的交往过程中，无疑都存在“东方主义”，或者说“内部的东方主义”（Inner Orientalism）的倾向，对此同样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做出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例如，在汉族的传统文化中，“西藏形象”千变万化，于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人眼中，无疑都有一个不同的西藏。而每一种传统的、典型的“西藏形象”的形成势必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也或多或少对我们了解和理解今日的西藏和西藏文化有明显的影响，因而我们有必要对我们汉族传统中的典型的西藏形象及其形成背景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这些西方学术著作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功，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无疑就是因为这些作品的作者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大背景有着极其透彻的了解，所以他们才能够对西方“神话西藏”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本质做出如此犀利的批判和深刻的反省。而与西方的学术同行相比，我们对自己民族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显然有着更加深入和透彻的了解，所以我们有能力对我们的传统中对西藏和西藏文化进行想象的历史做出认真的梳理，并对我们的传统中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误解、歪曲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揭示造成这些误解和歪曲的时代、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
（《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喇嘛、活佛和密教》，沈卫荣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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