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
“你是说要去普劳森湖监狱？”我的德国老友翻起她灰色的眼睛向我确认。见我点头，她说：“那好，我们去。”
从十字山出发，经过梯尔园，看到一家一户的土耳其人在湖边草地上野餐，依稀传来的，是他们家乡那种缠绵的音乐。经过被烧过的国会大厦，看到旅游者排着长龙，等待上国会大厦的玻璃圆顶去看柏林市容。经过六月阳光下静静的住宅、小花园、星期天关门歇业的商店，星期天柏林真正住人的地方，通常都静得像没有一个人一样。我们的白色老捷达车在阳光下的大街上开着，远远地，还在一座桥上，就见到绿树下面红砖的大房子，是19世纪中叶柏林流行的那种样子，红砖头砌的，听说是为了好看又省钱。那就是在柏林有名的普劳森湖监狱了。在纳粹德国时代，这里关押着反对希特勒的人，这里的监狱行刑室处死了2500个犯人，用绞架和断头台。当时在行刑室工作的职业刽子手是个壮汉，听说他总是叼着香烟，他处死一个犯人，可以拿到60马克的津贴。在1944年9月普劳森湖监狱的“血腥之夜”，他靠津贴就可以发财，那一夜，他参与处死了186个普劳森湖犯人，8个犯人一队，上绞刑架。如今我们要去的，是在原来的行刑室里建立的纪念地。
那是几间红砖的平房，因为年代久了，墙上的红砖已经有点发黑。不像德国别处的老砖房，墙上常常爬满了常青藤，这房子四周什么也不长。院子里倒是长着高高的树和草，难得的，在六月的院落里没有看到玫瑰花树。但是看到了一个石头做的骨灰罐，里面装着1945年苏联军队到柏林时，从德国各地的监狱里清理出来的犯人骨灰。但我想，那个石头罐子里面肯定不会有普劳森湖监狱犯人的骨灰，因为他们被处死后，尸体都被马上送到医学院去，当了那里的教具。他们大概不会有骨灰留下来的。因为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我已经见到过用骨灰粉做的沙漏，所以经过石头骨灰罐的时候，我心里并没有很大的震动，但是也想，犹太人集中营里有骨灰，德国的监狱里也有同样的东西啊。
一条平常的小路绕着房子，我们向小路导引的地方走去。这房子看上去更像一间锅炉房，或者放园艺工具的工具间，或者小仓库。我们能听到自己的鞋底擦着平地的声音，还有外面远远的大街上车轮经过的沙沙声。四周就像柏林的星期天那么静。
我看到了高墙对面的楼房，一时不能确定那栋房子是否就是从前的死亡屋。在英国飞机轰炸柏林以前，那栋靠行刑室最近的牢房里，关着的是第二天清晨要被处决的犯人，他们在那里的小牢房里度过自己的最后一夜。整夜，他们都被绑着双手。监狱里的人把那栋房子叫作“死亡屋”。在1944年9月，这房子在晚上的空袭中被炸毁，当时，里面有300个人正在等待接受绞刑。在空袭来临的夜里，也是普劳森湖监狱加快处决犯人的夜里，犯人们在死亡屋和行刑室中间的空地上等着。有一次飞机就在附近投炸弹，刽子手暂停了绞刑，把等待在外面的犯人都送回死亡屋里去，等待空袭警报解除以后再重新开始工作。那天工作得晚了，刽子手到第二天早上8点才结束自己的工作。
我看到了一扇打开的木头门，于是我们走过去。突然就到了行刑室内。室内很昏暗，而且冷。迎面看到的，就是一条结实的钢梁，上面吊着6个粗大的铁环，然后我意识到，那大概就是绞刑架上的钩子，用来拴绞索的。它们后面有两扇圆圆的长窗，窗外的阳光像刀片一样明晃晃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树叶也像刀片一样明晃晃的。那树十分高大，该在这里长了几十年了，当它还是棵细细的小树时，它大概就从窗外见识过行刑室里的情形吧。它在窗外的风里轻轻摇动，但是奇怪，站在室内，听不到一点树叶的声音，寂静像一只有力的大手那样紧紧将人按住了。好像能听到一个带着柏林口音的、阴沉的、一丝不苟的声音，在宣读法庭的死刑判决书。反对希特勒的人——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共产党员、在火车上对人说“希特勒是蠢猪”的毛头小伙子、帮助青年逃避当兵的修女、因为太饿而偷了商店东西的法国少年、想要谋杀希特勒以结束战争的军官们——通通由柏林的法庭经过3名法官的审理，签发死刑判决书，由行刑室的职业刽子手执行死刑，执行死刑的过程被写成文件，上报给法庭备案。通常他们是被绞死的，也有人上了断头台。在房间中间的水泥地上，我看见一个大大的下水口，用结实的铁网罩着，要是用断头台杀人的话，那些喷薄而出的鲜血大概要顺着这个下水道流下去吧。那个柏林的修女艾米·菜登，帮助青年逃避当兵，被发现了，被送到这里，在监狱的劳动营里工作了几年以后，等来了法庭对她的死刑判决。1944年6月9日，柏林春天中的一天，她死在行刑室的断头台上。我在墙上的陈列物里见到了她的行刑报告，她很安静，刽子手只用几分钟就完成了工作。她的尸体也被送到柏林的医学院去当实验品了。
现在，这里什么血迹也看不到了，没有断头台陈列，也看不到绞索，闻不到血的腥气，也闻不到那个职业刽子手爱抽的香烟的气味。光光的地上，放着一个鲜花做的花圈。地上到底还有一些看上去可疑的痕迹，还有我们的影子，被大门外的阳光长长地投到行刑室纪念地的地上。
这里没有别人。
当年在普劳森湖监狱工作的天主教神父，为每一个将要去行刑室的犯人做最后的祈祷，后来他回忆说，在三百多个犯人被处决的“血腥之夜”，犯人们无声地站在行刑室和死亡屋之间的空地上等待，什么声音也没有，只能听到两个神父在犯人中的祈祷声。我相信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总是这样静的，那是一种酷厉的静。墙上的文件里总是说，绞刑和砍头，通常是在几分钟内安静、有秩序地完成的。绞死86个参加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政变的那些陆军中将和上将的时候，过程很安静；绞死刚满18岁的法国少年的时候，也很安静。马丁·尼尔缪勒也在这里被安静地处死了，他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当纳粹带走共产党人的时候，我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带走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我又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当他们带走犹太人的时候，我还是保持沉默，因为我也不是犹太人。现在，当他们带走我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能对此提出抗议的人来了。”那是他在普劳森湖监狱里发出的最后的布道声。我的朋友在为我翻译他的话的时候，突然热泪盈眶。“每次重复他的话，我的心都很难过。”她说。
普劳森湖监狱发信给死刑犯的家人，通知他们执行了死刑，同时寄给家属的是两张清单。
一张是死刑犯留在监狱里的遗物清单。
另一张清单，是家属必须支付的死刑费用。基本费用包括：死刑判决费用300帝国马克，将判决书递送到家的邮资2.70帝国马克，给检察官付的费用81.60帝国马克，被关押在监狱等待判决的住宿费一天1.50帝国马克，被关押在死亡屋的看守费用一天1.50帝国马克，还有执行死刑时的费用158.18帝国马克，最后一项，是把付费通知和清单寄到家里的邮局收费0.12帝国马克。一张陈列在行刑室墙上的死亡清单表明，那位家属一共要向监狱支付766.80帝国马克。
说起来，也真的是一丝不苟的秩序。在“血腥之夜”的第二天，监狱就发现，因为死刑判决书改用电话口头传达出现了错误，有些名字相近的人被误杀。于是，普劳森湖监狱正式向下达死刑判决书的部门要求不再用电话通知，恢复书面的死亡令，免得再出现类似错误。
我和我的朋友望着那些白纸黑字上的文件和申诉，惊异地笑出来。“哈！”那突然响起的短促笑声，像受惊的麻雀一样惊恐而迅疾地飞上行刑室寂静的屋顶。不晓得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文件更荒谬。
行刑室纪念地看不到一张照片，不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墙上，满满的都是犯人进死亡营时的照片，到处都是明知屠杀逼近时大睁的眼睛和雪亮的眼神。我也在原来的德国陆军司令部7月20日政变指挥部原址的纪念馆里见到过许多照片，那些都是参加政变的德国人的照片，也用了满满的一面墙。那都是些德国人严肃的脸，是诚实、阴郁而骄傲的灰蓝色的眼睛，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处死在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里，行刑的过程，被拍成纪录片，在德国军队中播放。那次政变中军衔最高的是隆美尔元帅，他率领的德国军队曾经是最英勇善战的。政变失败以后，他在希特勒的劝说之下自杀，以维护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信任。自杀的还有贝克上将，在7月20日晚上，知道了刺杀希特勒失败的消息，他打算在陆军司令部的办公室里自杀，但是他没有死成，他听到院子里盖世太保枪杀他的下属的枪声。然后他被严刑审讯，之后死于普劳森湖的绞刑架下。他的办公室现在成了同样寂静的纪念7月20日政变的纪念馆，他和他的同僚的照片静静地挂在墙上，望着来参观的人。在那里还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和家人在一起的照片，他们中的一些人穿着军服，但没有戴帽子，轻松地笑着，抱着自己的金发小孩，肩上靠着穿了花连衣裙的年轻妻子，那也是幸福的一家人，在树林里过自己的假日。
而那时候，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正日夜赶往奥斯维辛赴死，成千上万的圣彼得堡人正死于被德军围困九百天的大饥荒中，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正死在欧洲战场上，成千上万的德国建筑和德国人被日夜不停的英国轰炸机炸成碎片。
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这些。
我的思想变得混乱了，我应该在普劳森湖监狱行刑室的寂静中想到这些吗？
那地方是那样寂静，像一只大手紧紧将人的心按住一样的静，像要捏碎一只小鸟一样的静，像一个没有开始解开的死结那样静，像一个从来没有被猜出来的谜语那样静。
2500个人死在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里了。
（李金锋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木已成舟》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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