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西藏去
2012年，独立设计师盖宏睿受到林芝地委、行署的邀请，赴西藏考察手工艺发展的前景。当时，林芝对于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手工艺项目如何传承与发展已经有了几年的摸索，成效却不尽如人意。“总是政府喂一点，把这些‘非遗点’保护起来，群众看不到其中的价值，没有参与的积极性。”次仁央宗告诉我。那一年，林芝有了打造“世界级生态旅游大地区”的想法，开发本地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成了前期筹备工作中的一个重点。如何将林芝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工艺类“非遗”项目整合起来，再形成有标识性的产品走向市场，还处于迷茫当中。在文化部非遗司的牵线搭桥下，林芝的官员们结识了盖宏睿。
此时盖宏睿刚刚在文化部非遗司主办的全国“非遗”传统技艺类生产性保护培训班中讲过课，她带来的是过去10年在山西丁村从事手工布艺转化生产的经验分享。盖宏睿最早学油画出身，在公司做了一段后，她得到了一个为“探索”频道拍摄民间手工艺人的机会，有三年的时间都在做中国民艺的记录调研。手工艺人的专注与踏实让她感到安宁，同时她也目睹了传统手工艺和现代生活之间，无论设计、实用性还是运作模式的断层。盖宏睿在丁村开始了一个尝试：在这个有大量明清四合院留存的晋南村庄，妇女们有着织、染、绣、缝的手工传统。她成立了名叫“土泥”的工坊，将曾经闲时只热衷于打麻将的农村妇女组织起来完成生产，自己在北京的工作室负责设计和销售。回想起这段经历，盖宏睿认为最大的收获是让她学会了和没有经过训练的工人沟通，让她们能够按时、按标准交付出订单下达的任务。“我先发些图案给她们动手绣，让她们恢复手工制作的能力，接着把她们绣的‘废品’全买回来。绣了一年半大概培养出16位姑娘，‘土泥’品牌手工部分制作就从这开始。”
经过10年的运营，“土泥”成长为一个成功的小众品牌。“我的客户是平时不太买东西的人。他们懂得地球资源有限，因此节制消费。每次要买，一定选择质量上乘又耐用的产品。”“土泥”的产品主要是手工布包。它们在台北诚品书店和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的商店出售，南锣鼓巷也曾经有个店铺在卖。“那些和你情感、想法相似的人最后找到了你设计的东西，好像对上了暗号一样，那种感觉很奇妙。”
“土泥”的运作属于个人行为，而来到林芝之后，盖宏睿所处的是一番新的天地。以次仁央宗——林芝旅游局的党组书记为代表的本地官员，怀着发展家乡“非遗”工艺迫切的使命感给予盖宏睿和她的团队以各种资源的支持，使得项目快速向前推进。从2012年至今三年的时间，盖宏睿扎根在了林芝，吃住都在八一镇上的一家酒店里。她全身心地投入到田野调查中，梳理出了当地手工艺的传承脉络，开发设计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人需求和审美的产品。在林芝毛纺厂一间厂房改造成的展厅内，就可以看到现阶段的成果：靠墙边的枯树枝是盖宏睿捡来的果树枝条，上面挂着在墨脱县巴登村定做的竹篮；桌子上质地粗朴的布包出自林芝县真巴村的妇女之手，那些布料则是卡斯木村和增巴村两个村子的女性用木头织机织出来的；架子上一卷一卷的围巾来自米林县才召村的珞巴族织工，上面还绣有织造者的名字。
有许多参观者对展品表示出兴趣，但盖宏睿并不急于零散地售卖。她的想法是继续帮助政府为这些产品搭建出一个网络销售的平台，客户可以看到每种手工制品数量的多寡，随时下单。现在的产品有竹器、织物、藏纸和藏香四种，一旦开始市场化的运作，能够提供给消费者的选择远远不够。在完成第一阶段的试点后，盖宏睿计划让更多的有手工传统的村庄参与到制作中来，“非遗”产品也逐步要囊括更多的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丰富的地方，往往是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因为‘非遗’恰恰是人和自然相对抗的时候产生的智慧。”盖宏睿团队的一位工作人员这样告诉我。“从这个角度来看，林芝的自然生态资源丰富、环境优美，并不是一个发展‘非遗’项目的理想场所。但这些都没有关系，当地政府对于外来人才的重视、远见卓识的眼光同样重要。”在林芝毛纺厂里就有个新成立的藏区文化创意中心，更多的设计师和专家正在汇集到这个平均海拔只有3000米的“西藏江南”，为林芝项目如何向山南、阿里等条件更加艰苦的藏区辐射出谋划策。
盖宏睿将林芝当成一个实验的样本来做。从最初寻找手工艺项目，到摸索机器与手工生产的结合，再到为不同类别的产品设定产量，盖宏睿每一步走来都小心翼翼，同时伴有经验性总结，唯有如此将来才有推广的价值。
寻找本色的民艺
来到林芝不久，盖宏睿就和几位考察成员到达了墨脱县城，为了看当地竹器制造工艺。那时扎墨公路还没有正式通车，墨脱对外界人来讲，依然如其旧名“白马岗”的意思所示，是朵“隐秘的莲花”。装备好的越野车可以从那些不断被泥石流、滑坡、雪崩毁掉的山路慢慢开进去，但是路极其难走。“感觉五脏六腑全部转移了位置。”盖宏睿向我形容。千辛万苦到达了目的地，盖宏睿并没有见到她所期望的竹器制作的景象。她们一行人被带到了离墨脱县城最近的德兴村，那是一个由福建对口援建的门巴族村落，聚合了三个散落在山上的自然村，有着整齐划一的蓝色屋顶、花纹一致的木板吊脚楼，是个远近闻名的民俗示范村。村民们自豪地拿出竹编工艺品，包括清明上河图、四大美人图，还有熊猫吃竹子图案的竹编，说是去四川专门接受了技法培训。“我一下子就很沮丧。它们已经不是从泥土中自然生长出来的状态了。我想发掘的‘民艺’具有两个特性：首先是实用品，不是哪个大师玩绝活儿用来给人欣赏的；第二是普通品，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好的‘民艺’产品虽质朴但不粗陋，廉价而不质次，散发着健康的美感。”
失落之余盖宏睿在墨脱镇上卖日用品的小店里发现了一种竹编的盒子。“方形的，带盖子，老百姓买回去在里面放点心糖果。”店主告诉她盒子来自背崩乡的巴登村。盖宏睿最终到了那里，确定了巴登村为项目的竹器生产点。“你去了就会明白，那里为什么会有质量上乘的民艺产品。文化的形成是一种很微妙的过程，我把它定义成是‘人与环境的一纸契约’，那里因为交通不便，环境没有太多改变，文化也就没变。”盖宏睿当时的同行者、一位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专家告诉我。
即使在墨脱通车已经一年多的今天，去到那里也是件有点冒险的事情。开车的是位跑过墨脱十几趟的老司机。像通麦天险的14公里险段自然不在话下——这片号称“世界第二大泥石流群”的地段是川藏线上最险峻的一段，它一侧是向路面斜压过来的山崖，另一侧是奔腾汹涌的排龙藏布，道路也是没有硬化的土路，因此控制方向和错车需要过硬的技术。让他有些担心的是嘎隆拉隧道前后两段的雪山行车——我们一早从林芝八一镇出发，到达那里正好是下午14点左右，三四月份是融雪的季节，午后温暖的阳光容易引发雪崩。过了隧道之后的52K哨卡（即从波密县开始的扎墨公路52公里处）就算安全。接着海拔急转直下，眼前的景观也从寒带的皑皑白雪变成了亚热带的原始雨林。又过了两个多小时，一片红顶白墙的房子出现在山坳里，那便是墨脱的县城。
从八一镇去墨脱县需要一天时间，第二天才能继续下到背崩乡，需要再驱车3个小时。车到背崩乡横跨雅鲁藏布江的解放大桥跟前就无法再前行，司机指着江对岸半山腰一个云雾缭绕的位置对我说那就是巴登村所在的地方。和我一同上山的除了两位驻村干部外，还有两个一早下山卖菜的村民。村民告诉我，山上土地很肥沃，再加上村民勤劳，粮食作物种了玉米、水稻、鸡爪谷，蔬菜则有菠菜、花菜、油菜和胡萝卜，长势都很好。每天他们会将蔬菜背到乡里，卖给老百姓或者工地上干活的人，然后再背些生活用品上山。我们走的山间小路完全是人和牲口踩出来的。山林里一直在淅淅沥沥下着雨，那条路变成了一条混合着稀泥、枯叶和骡子粪便的烂路，踩上去软绵绵地使不上力气。两位村民穿着解放胶鞋，走起来健步如飞，有的地方干脆就走陡坡、抄近路，然后坐在高处慢悠悠地等我。我一面要避免打滑，一面还要提防蚂蟥趁机钻进雨鞋吸血。村民说，100多年前他们的门巴族祖先从布丹迁徙过来，繁衍至今，巴登村已经有27户、178人。祖先选择的地方，他们舍不得搬走。再加上村子不远就是印度控制的藏南地区，村民们有戍边的作用，政府给予一定的边民补助，也希望他们能够留下来生活。村民们走得快的话两个多小时就能到村里，每天一个来回是家常便饭。家里那些大件的家具、彩电、冰箱都是他们背上山的，因为骡子身上驮着那样的大件儿会变得很笨拙。如果遇到有人生病，几个男人会轮流把病人背下山去。他们习惯了这样爬上爬下的生活。
3个半小时的路程后，我看到了山顶飘动的经幡，巴登村终于到了。在村长带领下，我走进村子，立刻明白了专家所说的环境是什么：没有统一的规划设计，村里是一些高矮、大小不一的吊脚楼。门巴族吊脚楼的建筑传统很符合当地热带雨林的气候特点，挡雨却不遮风，流动的空气不断为屋子里除湿防霉。吊脚楼的屋檐、梁柱和房门上都有颜色艳丽的装饰图案，家家不一样。“就是为了看起来漂亮些，自己发挥想象力乱画的。”一位村民笑着说。各家都在窗台上摆上花草，花器是一个锈掉的铁桶，或者一个破旧的陶罐，充满了生活的情趣。人们在吊脚楼的平台上忙着手中的活计，又一边和那边吊脚楼中的邻居喊话聊天。牛和猪就自由地在村道上散步，母鸡会突然扑棱棱地飞进树上的一只吊篮里生蛋，几只小柴犬人走到哪里就尾随到哪里。在这个如世外桃源一般的村庄里，一切都按照各自的规律没有拘束地生长着，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那样的亲近与和谐。
村庄里随处可见竹器制作的场面。村里面寺庙前的广场上聚集的人最多，五六个男人坐在地上，有的在削竹篾，有的在编织，柔滑修长的竹篾在他们的怀里跳跃着。男人们看起来粗壮的手指随着竹篾的花纹和折角上下翻动，闪烁着灵巧的光芒。村长告诉我，编竹器最早就是出于生活的需要。“去一趟竹子生长的地方需要一天时间来回。那边生长的竹子门巴语叫‘达巴’，比附近的竹子都要高大和粗壮，这是老祖宗传给我们的秘密。每年11月竹子开始变老，就是砍伐的季节。竹子砍回来要劈开、去芯，再削成竹篾，然后晾晒，让绿色褪成黄色。等到农闲慢慢来编，编的时候还要反复将半成品泡水，防止竹篾干裂。也许这个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所以编竹器一直都是男人来做。”生活中的不少器具都是用竹子编成的：播种玉米的时候，玉米种子要放在腰上系着的竹篓里；中午带到田里的午饭，男人会放在竹编的背包里，女人则喜欢装进竹背篓；刚孵出来的小鸡要放在竹筐子里挂在屋外，防止老鼠把它们咬伤；鸡爪谷酿酒之前，先摊在竹箩里晾晒；油菜子榨油时，会放在一个软软的竹瓶子里，接着上面会有重物把瓶子压扁，菜子油便顺着瓶子的缝隙留下来；下山背重物，他们经常将竹子编成的带子勒在头上，减轻身上的分量；以前下雨，没有雨衣和雨伞，他们都是顶着一个竹编的盖子到处走动。村长介绍说：竹子的编法总共有四五十种，村里一般人十几种编法都是能掌握的。
盖宏睿说她一到村子里就被如此丰富多彩的竹编制品吸引住了。她提醒我尤其要注意观察那些已经用过很久的竹器：“上面有磨损，也有修修补补的痕迹。有一种珍惜物品的态度在里面。同时物品里也渗透着情感。那可能是他们父辈、祖父辈传下来的，他们的手重新又握在前人留下来的凹痕里。大工业生产带来的一次性消费品身上绝对看不见这些。”在村长家我看到了他放在厨房里用来存放各种干货食材的竹盒子，形状大小都不相同。“因为是给自己家编的，会格外用心，一个盒子就要花费一天时间。”那些盒子长时间受着烟熏火燎，表面有种乌黑油亮的光泽，反而更加好看了。
为什么在墨脱的县城里或者更远的八一镇上，看到的都是些大小一致的方形盒子？盖宏睿和其他调查者发现，村民们做好竹器除自用之外，也拿到背崩乡去卖，最早接触到巴登村竹器的是一些跑长途货运的司机，方盒子代表着他们的选择。“这种盒子的形制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也是最实用的，在藏区流行就很广。”盖宏睿说。村长说，游客也喜欢这样的盒子，尤其是墨脱通车以后，很多盒子都是被游客买走的。“近两年这种竹盒子需求很大，价格也见涨。徒步的背包客经过村子来买是100块钱一个，要是在八一镇买，就要卖到150块钱。一个人编盒子一年能挣两三万元，比打工来讲还合算，有些年轻人就回来了，一心一意编竹子。”
“达巴”编成的竹器经久耐用，所以村子里面的需求只是很小一部分。盖宏睿来到村子后首先让他们能够恢复传统的所有技法。“比如挡雨的竹盖子或者榨油的竹瓶子，有现代化的用品替代，我们生活中用得都非常少了。还有一些竹篓、竹篮子，旧的没破，就没有再编新的。盖老师都让老人带年轻人，重新掌握这些技艺，她再把产品统一收购走。”村长说。盖宏睿就对我讲，除了竹盒子外，其实以城市人的眼光去看，一些其他形制的竹器也有新的用途和市场。她今年就订购了一批竹篮，采用双面的编法，非常结实，村里人用它们来储存谷物。盖宏睿觉得那完全可以挪用到办公室里面，来做废纸桶。让村里人大量来编不同的竹器，盖宏睿还有一个用意：“想试验一下，将来订单下来，村庄有没有量产的能力。”盖宏睿的一位同事就告诉我，一次他们都在八一镇上办公，突然来了一辆卡车，原来是乡干部送来了村子里做好的2000个竹器。“我们当时有些害怕，因为按照要求，是需要我们的人过去一一来检验质量，确定没问题才可以发货。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心态也很脆弱。这样大老远运过来，不可能退回去重做，那会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我们打开一看，每件竹器都是用报纸严严实实地包好，质量也都符合要求。我们非常感动。”
解放大桥的新桥正在修建，通车之后，政府也计划继续来修通往巴登村的公路。到时村民上下山就会非常方便，这片世外桃源也会展露在更多外来者的面前。盖宏睿希望这里的文化生态受到冲击之前，她能够让村民们建立对传统工艺的自信，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东西是美的，他们不需要羡慕别人的文化，再为了适应所谓更高级的文化而让祖宗传下来的智慧发展得扭曲变形。
机器与手工
在盖宏睿考察的所有手工艺中，属于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林芝地区工部藏族服饰技艺和米林县珞巴族服饰技艺是两个亮点。前者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林芝农村随处可见身穿深紫红色无袖坎肩的男女，这种以氆氇（即藏毛呢）为面料做成的衣服特别适合罩在外面来劳作；后者的珞巴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他们的传统服饰因为繁琐基本上只在隆重节庆场合穿戴。能设计一种工艺产品从而让他们的纺织技艺得以传承，便显得十分必要。再加上盖宏睿过去的丁村经验和织物有关，当地政府觉得理所应当她会把发展的重点放在这里。
然而刚开始盖宏睿觉得并不可行。“原因很简单，毛线和染料的问题解决不了。”她说。村民做衣服的羊毛都来自本地村里的绵羊，不仅数量有限，而且由于是长纤维的高原羊毛，手感比较坚硬，不适合做其他产品的开发。如果在内地纺线再运过来成本就变得很高，还会让产品失去藏区的文化属性。村民们很多都是在用土方法染色。“山上有红果子、黄连，还有核桃皮，埋在羊粪里发酵就可以做成染料。但是发酵时间慢，有时候发酵不好就坏掉了，根本无法保证质量。”化学染料是她坚决不允许的，那对林芝的环境来讲会是灾难。正在盖宏睿一筹莫展之际，一位政府工作人员突然想：“林芝有个毛纺厂，厂房还在，不过已经倒闭将近20年了，你要不要去看看？”
八一镇的老人都记得毛纺厂的辉煌历史：1966年，纺织工业部决定让上海毛麻公司维纶粗疏毛纺织厂连同其全部人员和设备迁入林芝八一镇。这是宏伟的“三线建设”中一个并不起眼的决策，却让一个厂从汽笛声和生煎包子的热气中连根拔走，降落在4000公里外的林芝。鼎盛时期，毛纺厂有接近2000名的职工，工人三班倒，人休息机器不停转，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商业局统购统销。毛纺厂的拳头产品之一“熊猫毛毯”，西藏每家至少都有一条。进入90年代，全国纺织产品生产过剩，毛纺厂生产的产品开始积压，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销售面临巨大压力。接下来的几年里，如同全国许多国企的命运一样，这里的工人分批下岗，大部分机器被当作废铁卖掉。盖宏睿来的时候，看到这里的房子都已经出租给小卖部、超市和普通百姓做住家，整个厂区都被人和杂物挤得满满当当、杂乱不堪。但她依稀能够感到那些旧厂房的美，那是典型的包豪斯风格建筑，具有简洁、清新的线条。
更让盖宏睿感兴趣的还是毛纺厂的生产能力。工厂里还剩下5台纺纱机器还有一些染色设备，大概2010年毛纺厂开始承接一些纺纱和染色的业务。老百姓从这里买走纱线，纺织成氆氇，再拿过来化学染色。这每年给厂子带来三四百万元的收入，养着不到10个员工。“工业生产有一套规范体系，很容易恢复。并且这里还有质量非常好的老机器，和一批愿意回来工作的老员工。”盖宏睿说。羊毛问题最后顺利解决了。盖宏睿每年在山南地区进行羊毛收购，她说：“林芝这里的环境太好了，绵羊在植物里钻来钻去沾到许多杂物，羊毛脱脂的时候不容易清理掉。山南那里植被缺乏，羊毛反倒干净。”她收购的只是绵羊下颌至喉部的短纤维软毛。毛虽柔软了，可是纤维短就无法将纱线纺细，那样很容易断。于是盖宏睿又向北京服装学院的老师请教，在羊毛里加入了少量的水溶纤维。“就好像睫毛膏一样，给纤维拧成纱线时搭了个桥。整个西藏最细密的纱线是14支，我可以做到21支。”
染料方面，盖宏睿想要沿用在丁村时使用过的一种瑞士植物活性染料。这种染料产生的废水都是清澈的。尽管是同样牌子的染料，但林芝海拔高度带来的低沸点、当地的硬水水质，都让之前的丁村经验无法照搬过来。幸好有陈吉华的帮忙。他1981年进厂子时只有18岁，跟着一个上海的师傅学习染色，下岗之后他开过旅游车、翻斗车，给领导做过司机，现在凭着高超的染色技术又被请回厂子里担任厂长。“盖老师给了我20种颜色，说如果配不出来项目就不能落户。以前我学的都是化学染色，第一次接触植物染料，你想我压力多大？”陈吉华对我说。
盖宏睿选择的颜色全部来自于她在藏区观察到的色彩。她来到林芝后养成了清晨转山的习惯，不少颜色都取自她在山上看到的植物，含蓄沉稳的居多，很少有艳丽耀眼的。“这些颜色都是三种甚至五种不同染料拼配而成的，每种颜色的比例是多少需要反复试验，差别只在几毫克。经常是一种颜色过头了，又要废掉重来，有种鼠灰色我就折腾了几百次。”陈吉华有着异常敏锐的眼力，常人觉得一模一样的两种色彩，他能够看出区别，也能明白是其中哪种颜色变化的结果。得知他已经配出13种，并每种都能顺利染好100公斤羊毛的时候，盖宏睿第二天就激动地从北京飞了过来。现在，陈吉华制作的色卡上已经有78种颜色。盖宏睿请了一位植物学家给这些颜色起名，于是有了“柳条杜鹃花”、“江孜沙棘”、“多刺绿绒蒿”这样的描绘。它们都是属于西藏的颜色。
为了能让毛纺厂恢复往日的生产环境，并且厂房永远不会被挪作他用或者拆毁，盖宏睿从文物局那里为毛纺厂争取到了旧工业遗址类型的文保单位。车间里，旧时“奉献真诚，编织锦绣”的红色标语被重新描上了红漆；手写的《安全操作规程》还原封不动地挂在那里；墙上的“质量产量一览表”上，依稀可见当年最后一拨工厂职工的姓名。参观一圈工厂，就如同上了一堂关于“三线建设”历史的生动课程。在这样古老的厂房里，盖宏睿又安置了一批新的织布梭机。“仅仅纺纱还不能充分发挥毛纺厂的生产能力。”她说。盖宏睿让工厂同时也织造布料，质地、颜色和纹样都由她来把控，确保能够具有藏区的特色。将来她还会设计衣服，出产少量成衣。
毛纺厂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毛线，这让米林县才召村珞巴族的姑娘们可以心无旁骛地织布创作。村子的人原来就居住在旁边的高山上，世代以农耕和打猎为生，1986年起政府帮助他们分批迁移在山脚下的平地。村里织布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雅一从小跟着妈妈学习织布。也许是家里长辈更加习惯传统的生活方式，雅一一家人2006年才从山上搬进村子，雅一也因此和其他村里的女人不一样，自己动手织布、做衣服的生活一直没有中断。雅一记得政府工作人员在2007年左右就来找到她讲技艺传承的重要性，然后鼓励她能够教会村里年轻人织布。雅一收了雅娘、雅觉和雅答儿三个村里“80后”的女孩子做徒弟。“但那几年织布没有什么热情，有时候上面来人视察，就叫我们织几下，织好了一块东西也不知道能做什么。”雅觉告诉我。她拿出了过去的产品，是些俗气艳丽的腈纶线织成的布条，以及和一般景区别无二致的“民族风”挎包。
珞巴族的织机很有意思。珞巴族过去是森林民族，她们的织机是套便于携带的装备，将一端找个树杈挂上，另一端系在腰上，随便坐个地方就能织布。“这样的‘腰机’决定她们的布料的宽度不会超过肩膀，长度也只能在3米左右，否则身体就会失去平衡。”盖宏睿说。她们织出来千变万化的图案最让盖宏睿赞叹。“织机的综框只有一片，纹样是靠用手去拨动织机上的一个小竹棍子给挑出来。她们每天靠感觉、心情或者周遭事物的灵感来织出图案，每次织得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哪个纹样好，想让她们来重复织一个，立刻就变得很僵硬，不鲜活了，因为一规定图案，她们就没有激情。”盖宏睿能做的就是当一个“隐藏起来的设计师”。她一去便启发她们，要注意观察自然，还有从珞巴传统服饰的图案中汲取营养。“我给她们提供了10种颜色的毛线，都是同一色温里的，无论怎样配色都不会太离谱。”尽管如此，姑娘们的作品还是让盖宏睿欣喜：“有一次，她们把紫色、绿松石蓝还有翠绿色织在了一起，效果相当惊艳。要知道最胆大的设计师都不会这样去配色。”由于珞巴族织出来的布质地不算紧密，都是长条形状，图案又变化多端，盖宏睿就让她们干脆织成围巾，这大概是顺应这种布料最合适的产品。
在工部藏族的真巴村，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她们的织机是用木头搭起来放在地上的机器，脚底有四块踏板，控制上面的两块综框，可以织出平纹和斜纹图案。“她们织布料是靠机器控制，手只是去触碰从而对机器的走向能够把握。所以这种布料质地很紧实，尺幅也很大，长度能在18米到20米之间。”盖宏睿说。根据这样的织物特性，盖宏睿觉得它很适合做成小包和沙发套一类的用品。在真巴村便有两座加工坊，一座是手工缝纫加工，用来为布料做镶边装饰；另外一间用缝纫机加工，完成布料之间的拼接。全村47户每户都有一位妇女参与到布料加工中来。“一开始她们的线织得歪歪扭扭，生产出许多残次品。盖老师想了用途，把它们用来做毛纺厂展厅的座椅套，摆在那里便很有意义。”陈吉华厂长告诉我。
后来盖宏睿对村庄进行了更加细化的专业分工，真巴村只做加工，她们所需的布料由另外两个工部藏族村落卡斯木村和增巴村提供。真巴村的书记阿吉巴鲁同时也是村妇女主任。她告诉我，真巴村的林下资源有限，没有太多虫草可挖。以前男人们在外面跑运输，女人在家里种地，种的就是自家的口粮和蔬菜。“当初我为妇女怎样增收费尽心思，还组织大家到镇上的广场跳民族舞来卖票，但都效果一般。现在农闲时间，妇女在这里工作，每月能增加3000多块钱收入。”按照盖宏睿团队的设想，工艺实践和日常生活都会在林芝得到整体性的传承与发展。女人们可以在农忙时随时回到田间地头，还没有上学的孩子可以随母亲一同待在工坊里。“民艺产品是注重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富于人情味的。”盖宏睿说。当初建造工坊时，盖宏睿坚决要求下面要打柱子，好让房屋悬空。“就是因为下面是老百姓的青稞地，不想影响人家种庄稼。”
最终盖宏睿团队在林芝建设的纺织传习项目就包含三个层次，形成一个有趣的金字塔结构：最顶端是才召村珞巴族的纺织工坊，完全手工；中间是真巴村的纺织加工点，是手工加机器；最底端是毛纺厂的生产基地，全部是机器生产。“最顶端的产品具有最高的艺术价值，量少而价高；最底端的产品则会占据最多的市场份额，为顶端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团队里的专家这样向我解释，“传统手工艺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我们现在所处的又是工业文明社会。建立一个手工、手工与机器生产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才是复兴民间手工艺应选择的道路。”
少量生产，留存技艺
并不是所有的“非遗”手工艺项目都可以找到机器生产作为依托。有的技艺传人，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带徒弟，凭借一己之力也无法进行大量制作，那应当如何实践文化部非遗司所倡导的“生产性保护”？
林芝地区朗县巴尔曲德寺的藏香制作是所有传承与发展项目中进展最慢的一个。“我第一次去，僧人们拿出了一筐筐颜色和气味都不一样的香。我花了很久时间才搞明白，寺院里有四个师父都会做香。他们按照不同的配方来做，这种配方是不会分享的。所以这样的制作习惯就注定这种藏香无法商业化销售。他们各自制作的量都很小，差异性又很大。”盖宏睿说。她最喜欢一位叫甘巴拉师父制的香。她带懂香的朋友去闻，大家都评价甘巴拉做的香味道宽厚，升起的烟又很凝聚，是难得的好香。盖宏睿送去新的模具给他，让他制作点起来更方便的锥香，同时也让他再继续调整香味。藏香里有桦木、黑香、白檀香、肉豆蔻、乌毒、藏红花、麝香等40多种天然药材香料，每种的比例多少就是各家的秘密。“我只能和他形容，可能哪种药材的味道重了，让他继续改进。每次去寺庙里，他都会拿出最新试验的几种香让我来闻，我提出意见。整个制作速度也就特别慢。”盖宏睿说，将来网络销售平台搭建好了，上面会特别标明哪些产品的产量是限定的，这也是手工艺品的特色。
朗县的金东藏纸项目也是相似的例子。1000多年前，随着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需要选址来兴办藏纸纸币的造纸坊。金东乡康玛村后半山腰一个叫“卓”的地方泉水质轻、纯净，是理想的造纸用水，加之地形平坦，适宜扩大发展造纸规模，于是就在那里建造了西藏历史上第一座纸币造纸坊。康玛纸坊遗址毁于1959年，后来由于无人管理，土石建筑和造纸工具均已遗失殆尽。2006年，金东藏纸成为自治区级的“非遗”项目，当地政府想恢复这项技艺，选中了一个叫加理的本地女孩子来做传承。
加理今年34岁，她接触到藏纸工艺也很偶然。1998年她初中毕业去拉萨打工，进到一个生产藏香的工厂。那家工厂的老板也想开发藏纸产品，专门请了尼木县一位会做藏纸的老人来教大家。和金东藏纸不同，尼木藏纸是用于佛经的印刷，因为是用含有毒性的狼毒草作原料，具有虫不蛀、鼠不咬、不腐烂的特点。这位做藏纸的老人自己也有做纸的作坊，因此并不想分享秘方，带着加理做纸，做来做去颜色都是发黑的。加理回到金东乡，也只学了个“半吊子”的手艺。
盖宏睿见到加理的时候，她在工坊里做了许多五颜六色的纸灯，就像云南丽江或者尼泊尔小店里卖的那种纪念品一样。盖宏睿就教育她，“你是个做纸的手艺人，就要老老实实把做纸研究好。做灯，涉及器形，是设计师的工作范畴”。她带着加理一起四处寻访周围村庄在造纸坊工作过的老人，先从工艺流程上进行规范。“采访一圈下来，还是发现东秀村一位叫巴吉的83岁老人对工艺的叙述最清晰。”盖宏睿说。巴吉已经双目失明，十分希望这门工艺能够后继有人。一开始加理按照她说的流程做完纸，都要找她去摸一摸，然后明白改进的方向。
金东藏纸的工艺流程主要分为备料、制浆、浇造和晾晒四个阶段，其中仅备料就要经过砍伐、剥皮、去皮、煮料、捣料等十几个步骤，平均一天只能做一张45厘米×45厘米大小的纸。按照老师的指点，加理才知道自己一开始就偷懒了。“这种原料的枝条一共有两层树皮。要去掉外层的黑皮和次层的青皮，剩下洁白的净皮再进行切割，最后的手感要像藏族女孩子结辫子用的丝线一样。如果有一点树皮的残留物，最后都会影响纸张的颜色。”捣料是一件漫长枯燥的事情。为了让纸张具有最佳的韧性，人手握木槌敲打纸浆要达到四五个小时。盖宏睿让加理每次捶打都记录下时间和最后纸张的效果，反复做了一年多实验。
金东藏纸无法大规模生产，不仅是制造过程太过繁琐，还和造纸原料稀少有关。作为金东造纸原料的是瑞香科的灌木绢毛瑞香，当地人称它作“秀薪”。每年5月份是采伐“秀薪”的最佳时间，此时绢毛瑞香树上开满黄花，远远望去格外耀眼，采伐工们只要向着远处闪动的黄花寻去，便很容易采集到原料，这时的树皮也最容易脱落。因此，原料砍伐的季节性很强，一旦过了开花季节，在乔木、灌木混交林中很难轻易地寻找到绢毛瑞香树。旧时由于金东纸坊的设立，金东乡周围的绢毛瑞香树几乎已被砍伐殆尽，后来原料改由达朗四个宗供应才能勉强满足需求。如今绢毛瑞香已经恢复生长，但大量砍伐还是不利于生态环境。“每年限定只有300斤的砍伐量。”盖宏睿说。这样的产量就意味着不能将金东藏纸做成日记本那样的廉价商品。盖宏睿联系了一些艺术家，问他们愿不愿意订购这种藏纸做画纸，已经有一位上海的版画家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未来如果有了这样稳定的客户，金东藏纸能保持一个较高的品质和价格，生产者能就有积极性，手艺也就能保存下来。
只是制作藏纸依然是件孤独寂寞的事情。在这间30平方米的小作坊里，常年只有加理一个人，她吃和住就在楼上。反复做同样的事情烦了，她也创造。她会在纸浆里掺入路边采下的野花，做出一张如梦似幻好似春天的图画。也会用核桃皮将纸张染成褐色，再在上面扣上一张佛像的剪纸，让它晾晒后出现佛的影像。工坊附近有个列山古墓群的景点，经常有游客经过工坊，好奇地进来参观，都会对她的创作啧啧赞叹。“那些是做着玩儿的，这种最朴素的纸张才是真正的京东藏纸。”她会这样提醒对方，同时递上一张做得最满意的藏纸。她慢慢开始懂得怎样做一个精益求精的手艺人了。
- 看不过瘾？点击下面链接！ 【本站微信公众号：gsjx365，天天有好故事感动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