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是一个悲哀的故事，激发商人康振贤一定要拿起笔来，为这些曾经为国浴血的人建一座纸上纪念塔
康振贤18岁的时候，曾听参加过常德保卫战的国军第74军57师的老兵肖绍泉讲述他们在抗日战场上打牌的经历。“这些老兵啊，不得了，闷在战壕里打牌。有新兵来报告：‘鬼子上来了！’‘别理他！’等枪声到了适当的时候，‘OK，兄弟们，上！’大家扔下牌。”
当时他就问：“你们国民党这不就是军纪败坏吗？”肖绍泉突然严肃起来，“小孩子懂什么！凭听枪声，这些老兵就能判断敌人的距离。虽然你冲你的，但是我不理你，你到我的射程我才打。你说在战场上赌钱，钱对他们有什么意义？下一分钟人在不在都不知道，这叫麻木自己。在战场上会想家，会想自己的下场，那就会害怕。”
康振贤听老兵讲的故事，丝毫没有忘记。30年后，他的故事越积越多，他对抗战史的兴趣越来越浓，以至于他卖掉经营了10年，正处在上升期的广告公司，全心从事抗战史的写作。
1966年出生的康振贤，发际线上移了不少，两鬓蓬起的黑发藏不住向外扩张的白发。若不是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帆船”图案的戒指，很难让人把他与“商人”相联系。1995年，他从贵州独山老家来到中山打拼，一个月后成为公司副总，之后自己开办公司。很多人问过他，“卖掉如此盈利的公司去从事艰苦的历史写作，傻吗？”他通常的回应是：开公司赚钱不难，从事写作也并非没有出路。
只有与他相熟的朋友会听到另一个故事。当时他去浙江“关爱老兵”志愿者吴缘家里拜访，碰巧吴缘在整理最近探访老兵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的那位老兵太阳穴上的皮肉已经腐烂，头骨依稀可见，生活十分困苦。吴缘把老兵的情形发上微博，10分钟内便收到了一位军人家庭出身的明星的10万元捐款。
爱心人士的义举让康振贤感动，但另一件事让他下决心卖厂。诸暨有位叫张培校的老兵，年事已高，行动困难，他栖居的地方脏得像个猪圈。老兵的儿子也已七十多岁，可以说自身难保。儿子在他床边放了一根劈开竹竿，一头穿墙伸到屋外。平日里老兵的小便可随着竹竿排出，但大便就只能拉在床上，所以狭小的空间里苍蝇肆虐，臭气熏天。志愿者把老人抱出来，帮他洗澡，又把屋里彻底清理一遍。可过几天回去看，又回到了从前！吴缘讲到这，两个有泪不轻弹的男人都流泪了。
这本是一个悲哀的故事，更激起了康振贤一定要拿起笔来，为这些曾经为国浴血的人建一座纸上的纪念塔。“赚钱，以后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但再不寻访老兵，他们就真等不及了”。
寻找罗启疆
2012年，康振贤的《虎贲独立师》之《102师》《140师》陆续出版，《82师》也即将面世。康振贤写抗战史，从个人着手，寻找老兵素材，也从个人着手。他写抗战史有一个理念：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每一位具体军人打的，只有尊重每一位个体，才是对这场战争最好的纪念。
这支由贵州松桃人罗启疆一手创的82师建，几乎全由苗人组成，并且这些苗人几乎都来自松桃。罗师长组建部队时把自己的兄弟都号召了起来，组成了一支“苗族子弟兵”。
2012年清明，康振贤去南岳衡山祭拜抗战牺牲的将士，看见“文革”时毁坏的墓都在陆续地恢复中，唯独罗启疆的墓还满目疮痍。他与守墓人聊天：“为何罗启疆的墓还没有修复？”守墓人说：“你想办法去找他的后人吧。”守墓人或许不清楚罗启疆其人，但康振贤了解这段历史。从衡山下来后，他便直接去了铜仁，转往松桃。
松桃是贵州苗族聚居地，在康振贤的印象中，那里是全国私造枪支最严重和民风最彪悍的地区。在去松桃的出租车上，的士司机介绍自己是苗族人，问康振贤去松桃干什么。康此刻心里发虚–“哪里的苗族人都不可怕，唯独这里的我有点害怕”，于是他说自己是去县政府开会的，还告诉司机自己来自贵阳。
松桃县文史委主任刘华忠擅长油画，他的办公室放了一些自己的作品。康振贤早年做过设计也懂画，并且在全国艺术评论圈里小有名气。从艺术的角度切入，康与刘十分投缘。去苗寨前，刘华忠叮嘱康振贤进入苗区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苗家的堂屋门里有两块砖头，不要踢也不要碰，那是人家的神龛！这让康振贤松了一口气，想着要是不知道，触犯当地风俗就完了。
到了罗启疆老家所在的镇上，康振贤才发现罗启疆在松桃名气太大了，老老少少几乎无人不知，通过罗演绎出来的传奇也太多了，但他想知道的是史实。
罗启疆1902年生，24岁以独立团团长的身份晋升少将–北伐战争中以团长当少将的只有他、叶挺和黄琪翔，32岁晋升中将，38岁去世。罗短暂的一生，参加过北伐和抗战，他号召力极强，1938年组建1万2000人的预备13师只用了3个月。
康振贤最先找到的罗启疆后人是他的侄儿、侄孙。他们对罗启疆打仗的事情并不清楚，但讲述了很多家事。据说罗启疆看戏时结识的三太太唐子麟“不爱红妆爱武装”，深得罗启疆喜爱，以至于罗启疆去世后，她在坟前搭个棚子独自守了一年。
罗家的大黑狗，平日罗启疆出门时必先在前开道，等到罗启疆的姨太太们坐着轿子准备出发时，它就缩到轿子底下，时常不让落轿。这些故事虽然动人，但并不适合在“虎贲”系列中展现；于是康振贤在写《82师》的同时又写一部罗启疆的传记。
为了印证大家的说法，并搜集更多苗族抗日老兵的故事，康振贤16次下松桃，10次上湘北，沿罗启疆部队当年的足迹一路探访，仅罗的后人就找到了十多位。由于多次前往松桃，康振贤结交了许多当地朋友，才感受到松桃人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苗人热情好客、仗义相助，让他对松桃这个地方有了深厚的感情。
在战场上，这些苗族男儿表现凶猛，不畏生死。这种特征源于他们生长的自然环境使他们一生下来就有强烈的危机感：在原始森林中，他们时常要与野兽相搏，这练就了他们的胆量；由于地贫，为了生存，经常与汉人发生冲突和斗争，这使他们一直保有战斗经验。除此之外，苗人曾经面临历代朝廷的围剿，长期以来形成很好的内聚力。一旦有了外敌入侵，他们便渴望走出去，寻找“为国效力”的机会，因而当兵成为一种风气。
据松桃老苗人说，这些士兵自我生存能力特强，在行军过程中受到伏击或猛兽攻击，流了血随处旧墙的硝盐便能消毒，蜘蛛网敷抹伤口也能止血，手脚崴伤用童子尿搓揉便是，奇怪的是这些方法通常还能奏效。
通过罗启疆的后人联系上其他老兵的后人，再从他们那里得知其他老兵的故事，就这样从点到线再到面。康振贤以这种途径寻找老兵，使他在搜集某一支部队的信息时，往往有意外收获。
“世外”老兵
康振贤的家乡贵州独山环境很特殊。当时中国分为十大战区，云贵川是中央直辖区，是真正的大后方。到1944年，日军打到独山，独山又变成大后方的最前沿。当年逃进贵州的难民非常多，退入这里的军队也很多。抗战结束后，这些军人就地整训、安置，以后成为“四类分子”中的一类。
这些“落难”老兵备受孤立，不光左邻右舍不敢理睬，就连家人也避之不及，他们时常蹲在家门外晒太阳，“抽闷烟”。当时不到10岁的康振贤由于父母忙于“搞运动”，处于放养状态，成日与小伙伴们“打枪战”、“躲猫猫”，看见街边的老兵，他出于尊重时常会打招呼。
蹲在街边的老兵看见他们玩这些打仗的游戏，会加以指点：“你们这样在战场上早死了。卧倒不能整个身子像狗一样贴在地上，一个炮弹打来，你的内脏都被震碎了。”看见小孩子拿铁丝做的枪，他们会告诉小孩瞄准要“三点一线”。久而久之，这个说一句，那个说一句，康振贤对军事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就连“躲猫猫”也学到了“围点打援”。
被排挤在外的老兵被康振贤称作“世外”高人。他们拥有一身本事，由于常年受人冷落，一旦有像康振贤这样上前“请教”的人，便会不遗余力的帮助他、教导他。
冬天的独山异常寒冷，许楷贤老人愿意一对一的教授康振贤课堂上学不到的法律知识、文学知识。虽然没有课本，老人坐在床上窝着被子，他拿着凳子坐在床前，一个讲，一个听。康振贤管这种“串讲”叫“读望天书”。老人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法律系毕业，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博士，其后任职于军委会和黄埔四分校。
许楷贤当时已近90高龄，眼睛半开半闭，但讲起课来异常生动。以至30年后，康振贤还能背诵出老人教的课文。除此之外，康还从其他老兵那里学会书法、篆刻、画画……康振贤说自己接受的教育是“私塾式民国教育”。
“文革”后，这些老兵或是恢复了工作，或是退休，或是被允许经商，更多的人成了政协委员，但他们都与康振贤保持交往。连康振贤的父亲都纳闷：“你的朋友，年龄比我还大，许楷贤还是我当年的老师。”
全心写抗战史后，康振贤每个月都有大部分时间在外地寻访老兵，他发现一部分老兵对自己作为国军参加过抗战的事绝口不提；也有老兵在自己临终前把自传交给后代，叮嘱他们“要在适当的时候拿出来”，这些老兵的顾虑让他收集线索变得困难，“不怕胡说，就怕无说。胡说我可以辨别和印证，没什么说的我就真没办法，历史怎么编呢！”
也有十分健谈的老兵。现居岳阳弥陀村安养院的朱锡纯，自己写了本《野人山转战记》，当康振贤找到他时，两人烟不离手，聊到深夜12点半。康振贤为保老人健康，借口说自己困了要回去睡觉，老人聊得兴起哪里肯让他离开。
谁是血肉长城
康振贤在写作时想把战争场面描写得淋漓尽致，只怕自己的描写不到位。他提及出征时时常有这样的场面：百姓对士兵们说“愿你们早日凯旋”，士兵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回答：“你们就等我们胜利的消息吧。”可战争的残酷，就连这群参战者在未参战之前也难以想象。
每天，康振贤有半个小时集中刷微博或者微信以缓解压力。还有写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出门去寻访老兵。
在康振贤《第10军抗战纪实》的书稿中，记录了衡阳保卫战中这样一件事。一位连长中弹身亡，战友冒死抢回尸体；刚刚抢到，‘嘭’，一发炮弹过来，尸体变成几大块；战友们再把尸骨捡起来，用木箱刚装好，又被一发炮弹击中，全部打碎了；没办法，战友只能把碎片烧了，装在罐子里包好；刚刚把罐子抱起来，一发炮弹打过来，连抱罐子的战士都没有了。“什么叫灰飞烟灭……”康振贤说到这里，长叹一口气，停顿了好久。
原来的康振贤寻找老兵，只是想听他们描述战争，似乎战争跟每一个具体的人没关系。后来他的思想转变，发现“仗是每一个军人打的，任何参与者都不应该被人忘掉”。
他记得一次去梅州拜访老兵，老兵激动地翻看他的《102师》，频频点头说自己认识书里的张三李四王五。他记得老兵一遍遍地翻看，却始终没能找到自己名字的那种失落神情。因此，既便是已经出版的书，只要后期再采访到相关的人，他一定会等再版时把这些人的事情加进去。
《140师》中就曾增加过这样一个无名战士的细节：那位战士窝在墙脚呻吟，班长发现后大声地对他喊：“还不和我一块快跑？日本鬼子来了还不把你砍了！”战士说：“我受伤跑不动了。”班长一看，他的肠子已从肚子里流出来。班长想帮他把肠子给塞回肚子里，岂料肠子出了肚子特别滑，见了风就塞不进去，好不容易装进去，又咕嘟地流出来。班长忙用他的衣服把肠子裹起来，再用左手拿他的绑腿给他把肚子缠起来，把肠子兜着，架着他向屋后跑去……
“多增加一个内容，我内心增加一个痛；少掉一个内容，就像帮惨案的制造者毁灭罪证。”通过抽烟喝酒他舒缓情绪，这些举动与不良嗜好无关。他的痛苦远不在把这一切记录下来，更让他觉得可怕的是现在网上一些人“喊打喊杀”。“一些抗战的老兵生无立锥之处，死无葬身之地。现在的人天天唱国歌，竟不知道谁是我们的血肉长城，以为战争只跟军人有关，自己可以置身事外！”
有人把康振贤的“虎贲”系列–国民革命军抗战纪实，理解为某一党派的纪实，他回应：“抗日战争是国与国的战争，交战的主体是国家的军队。抗战既是一场反侵略的民族卫国战争，理所当然就超越了意识形态。所以，我书中表述叫中国军队。”
《罗启疆传》要出版了，书名定为《孤胆忠魂罗启疆传》，康振贤有意用“孤胆忠魂”这样的词加以限制，着重写罗启疆在北伐和抗战时的战场表现，否则他必须把罗的结局写出来，那才能形成完整的“传”。
1940年4月初，罗启疆在岳阳病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来褒扬令：“罗启疆积劳病故，殊堪震悼，着追赠陆军上将；遗迹交国史馆编纂；葬于衡山。”之后，在一段特殊的时期，罗启疆的墓被破坏殆尽，尸体遭遇挫骨扬灰。这些内容康振贤不想提，因为这不符合他写书的初衷–他渴望团结与和平，希望曾经被撕裂的民族感情得到缝合。
采访中，他三次提到自己只是一位历史的缝补工，掌握的是历史的碎片，所写的内容也不可能代表一部真正的、完整的抗战史。两部书出版后，陆续有各方人士把自己上辈的自传、档案、回忆录邮寄给康振贤，希望能提供帮助。一位读者在给康振贤的来信中这样说：“感谢您让我们知道，当时走在某条路上的还有某一个人，他在做的某一件事。所有的‘某条路’汇成了中国，所有的‘某一个人’合编成了国家军队，所有的‘某一件事’都是为国而战！”
实习记者 叶雯 发自广东中山/编辑 白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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