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的傍晚，天色逐渐暗下来，“歌诗达大西洋号”停靠在雅典西南角的比雷埃夫斯港口。在淡蓝色海水的映衬下，这艘环球邮轮灯火通明。
这个12层楼高的庞然大物，载着600多名参加环球旅行的中国游客。今年3月1日，他们从上海吴淞港口出发，开始了长达86天的旅程，途经香港、东南亚、马尔代夫、开罗、苏伊士运河，即将开启地中海之旅。
3月28日，在码头的免税店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这艘邮轮上的乘客。近1个月的海上漂泊之后，此刻，他们正兴奋地挑选希腊本地产的橄榄油和肥皂。为了挑选出一款价格与容量的最优搭配，一位中年女乘客用手机上的计算器，将货架上所有的橄榄油按标签所示迅速计算了一遍。
深夜11点，原定10点开船的大西洋号仍然纹丝不动。在位于第二层甲板的前台，一位脸色铁青的香港男乘客从电梯里疾步走出来，他的粤语又快又急，对前台的服务员嚷道：“我要下船！这船不安全，把护照还给我！”
“中国人太着急了。”廖耀宗摇着头说。51岁的他来自天津，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房地产商，这次带着妻子与父亲一起参加环球旅行。“我们三个人的船票钱等于把一套房子扔到海里去了啊。”环球邮轮的船票市场价大约20万元人民币，即便启航优惠下来，每人大约也要15万人民币。作为世界上最慢的旅行方式之一，与飞机相比，环球邮轮更加费时，也更昂贵。
夜里11点半左右，在第二层甲板的“甜蜜生活”中央大厅，廖耀宗睡不着，拉着我和他聊天。
刚上船那几天，几个中国乘客为了在“提香”餐厅门口拍照的顺序吵架，差点打起来。“急什么啊，咱们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呢！”廖耀宗说，“能来参加环球之旅的人，肯定都是向往文明的。大家能上船，就已经是为文明做了很大贡献了。”
海上《小苹果》
甜蜜生活中厅，是大西洋号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大堂一侧的三个柱状吊灯，由意大利著名的Murano玻璃制成，并配备了三部豪华透明观光电梯。让人恍惚想起意大利导演费里尼镜头里《甜蜜生活》中罗马上流社会聚会歌舞的狂欢场景——事实上，大西洋号整体设计灵感均源自费里尼，12层甲板也都以他的经典作品命名。
刚登上这艘船，你会有种身处某个欧洲小镇的错觉。船上的中国人绅士而礼貌，即使素不相识，他们也会在走廊和电梯里对你点头微笑，甚至主动问好，“你好！”“Morning！”有男士会主动为陌生的女士开电梯门。
但刚启程时，他们对于来自陌生人的问候还感到别扭和拘谨。对于这段新鲜而未知的旅程，有人精心准备了100多张与目的地相关的电影海报、邮票，有人带上了洗衣机、电饭煲、榨汁机和洗脸盆，有人带了30斤茅台，有个姑娘带上了几大箱子零食，还有一些老年人为了给儿女省钱，不在船上买水，偷偷带了好几大桶饮用矿泉水。
如今一个月过去，他们在船上经历了泳池派对、拉丁舞派对、阿拉伯之夜、70年代复古派对，甚至还有经典的西方音乐剧，卡鲁索剧院的歌剧表演，他们似乎正在习惯和接受西方人的交流方式。
这艘邮轮的载客量可达2680人，不过启航只卖出了600多张船票。中国的邮轮生意其实还不大。2014年中国乘坐邮轮的游客人数大约是70万，而美国和欧洲分别有1000万和600万，但是中国的这个数字在两年内增长了79%——有人预计中国会在2017年之前成为世界第二大邮轮市场，并在未来取代美国成为第一。
“对中国人来说，邮轮就像八十年代的羊绒衫，很贵，很少有人穿，于是你就想早晚也要去弄一件来穿穿。”廖耀宗说，“就像奔驰宝马，中国人通常只愿意买这两种车，其他车即使比这个贵也不买，因为别人不认识，不知道你有钱。”
在这艘庞然大物里，7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去一半人数，最年长的乘客88岁，最小的乘客只有12个月，涉及的领域涵盖了这个国家最醒目的一些职业：国企退休员工、私企老板、医生、诗人、摄影家、作家、画家、歌唱家、选秀歌手、名模等等，其中商人占了大多数，而商人中绝大部分是做房地产的。
乘客可以参加各种舞蹈课、手工课、意大利语言课、民族表演、泳池派对、魔术表演等活动，还有棋牌娱乐、游戏厅、卡拉OK可供消遣；还以50个临近的船舱为单位组成了邮轮社区，由社区主任组织舞蹈比赛、麻将竞赛、乒乓赛和邮轮达人秀等活动。
精力充沛的大妈们是这些活动的主力军。她们成功地将广场舞移植到了邮轮上。每天晚上，在甜蜜生活中央大厅的吧台舞池中，大妈们都要跳起“小苹果”。每当乐队点歌时，她们就大喊：“来个小苹果！”持续两周之后，廖耀宗忍无可忍了。他跑到前台对服务员说：“不许再唱小苹果了！我实在受不了了。”——他上船以来唯一的一次投诉。
“船上的酸人太多了。”廖耀宗对此不屑一顾，“很多人不过是给自己的头衔前边增加一个‘环球’的称号而已。”他靠着桌子，微眯着眼睛冷眼旁观着这艘船。已经接近午夜零点，中厅空无一人。
“技术原因”
第二天早上9点，掀开窗帘，船还停在雅典的码头。“甜蜜生活”大厅人声嘈杂，中厅的沙发上挤满了人，气氛有些紧张。八个服务员脊背挺得僵直，表情紧张地并排站在前台，为拥上来质询的客人解释：“技术原因。”
“到底是什么技术原因，你给我说清楚！”一位年龄较大的男士用手指着一位中国籍服务员，指头几乎要碰到她的鼻尖。小姑娘的脸瞬间涨红，鼻尖渗出细密的汗珠——船上有833名工作人员，来自29个国家，其中中国员工有160人。几位穿着工作制服的意大利人站在酒廊旁边焦急地谈论着什么。
为了平息旅客的不满，大西洋号当天安排中国客人们免费游览雅典市区。
临时安排的导游小姑娘英语不太好，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解说起来有些局促。在大巴车上，一位男游客手里拿着一沓打印好的攻略，不停地打断她，为她纠正一些小失误。
“停！停！停！”一位短发中年女客人突然站起来大声打断小姑娘，对车上其他人说：“导游偷工减料了！没有翻译完整。”她站起来走到车子的前端，用一只手指着雅典当地的女导游，“你说一句。”另一只手指着小姑娘，“你翻译一句。”
小姑娘有些尴尬，一紧张又把篮球（Basketball）翻成了足球（Football），那位男游客依旧大声纠正她说：“又说错了！”车上的人哄地一下笑了起来，尽管这笑声有些嘲弄这位男游客，但小姑娘更加尴尬了，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小步，把脸藏在座椅靠背的后边，车上的人看不到她的表情了。
而在雅典卫城的脚下，另一群中国人被一道简单的数学题给难住了。
廖耀宗选择了自由行，他下船的时候遇到了另外5个乘客，于是6个人决定包一辆出租车一起游览，一共70欧元，每人平均约出12欧元。正要出发，船上另一位阿姨也想加入，于是出租车司机把价格提高到了80欧元。
现在问题来了，每人该出多少钱？80欧元除以7等于11.4欧元。错了。这位阿姨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只增加了一个人，并未增加其他人的成本，所以价格提高的10欧元，由她来出，其余人仍然每人出12欧元。
为破解这1.4欧元、不到10块人民币的数学难题，7个人花了半个小时。最终廖耀宗和其他船员退让了。
傍晚回到船上，房间里收到了一封通知：船修好了，明天早上前往圣托里尼。
“我们胜利了！”
在邮轮上，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我们在纽约买的裸钻真是太便宜了……”“我家里那好几块OMG手表，保养一次就得不少钱……”“我们这次本来想带个保姆上来的……”
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提到的“New Money”之间的较量总在暗暗进行。谁在酒吧的消费排名第一？谁住的是顶级奢华全景阳台海景套房？谁今天去岸上买了哪款奢侈品？在船上，仿佛有一个无形的排行榜。
每个乘客花15万买到的只是一张船票的价格，其他各种消费需要自己另付。比如每个靠岸城市的岸上游、晚上酒吧的消费、互联网服务、咖啡厅、免税店、赌场以及健身美容SPA等等。
中国乘客似乎既阔绰又节俭。船上的WIFI套餐分为几种，他们很快选出了最划算的100美金套餐。同时，为了节省流量，很多人宁愿等着去岸上或码头找免费的WIFI上网。
房间里的瓶装饮用水价格通常在5美金左右，有些客人会去自助餐厅接免费的水回房，或者从岸上想方设法带回几瓶水来。船上组织了需要付十几美金的品酒会，去参加的人寥寥无几，但如果是免费活动，就会挤破头。
更多客人的投诉，集中在不合口味的饮食、各种服务的瑕疵上。位于第二层甲板“甜蜜生活”的前台，成了矛盾的集中爆发地。
不过，还有一种投诉超越了这些层面。就在24小时之前，80岁的上海退休教师严先生从房间冲到了前台。让他感到不满的是，船上的电视节目中播放了海外一个脱口秀节目，其中抨击了中国的政体与现状等。
“我不能容忍！”严先生和老伴儿拉着我坐在3层甲板的弗洛里安咖啡厅说，“他们有什么资格评价中国的政体和现状？我们现在有钱出来环游世界，还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繁荣，祖国强大了吗？”严先生有点激动，嗓门提高了几度。
“小点儿声，小点儿声。”严先生76岁的老伴儿不时扯一下他的衣角，提醒说，“公共场合说话小点儿声，不要打扰别人。”
严先生联合了几个老同志一起去前台投诉了好几次，“中国人不能再被外国人欺负。”他说。几个小时之后，这档节目终于停播了。“我们胜利了！”在走廊里，严先生和另外几个老同志激动地握手庆祝。
海上罗曼史
流言与八卦是漫长旅途中必不可少的调剂。在邮轮上的各种八卦中，有两段罗曼史流传甚广。
第一段是关于Summer女士和船上的意大利钢琴师卢西亚诺。船上的一个小姑娘跟我发誓说她看到了两人在日光甲板上手拉手，但男女主角也用发誓向我否认。
Summer今年52岁，四川人，头发卷卷，总是笑眯眯的。“多么诗意，一艘船就这么慢慢地绕着地球转一圈。”她眯着眼睛，手指轻轻地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儿。
Summer见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海南炒地皮的疯狂。连街边不认字的卖槟榔的老太婆都能掏出一张红线图（卖地皮的官方文件），把一块已经转手了五六次的地皮以上百万上千万的价格向路人兜售。每次有人去看地，她们就带着对方到海边指着茫茫大海说：“这里就是未来要填海造田的地方。”
海南的房地产泡沫终于破灭后，Summer是留下来的3万大学生之一。1991年，她坚持要借几万块钱买下丈夫所在的建筑公司的原始股。两年后，建筑公司上市，Summer几万元的投资翻了几十倍。又是两年后，Summer开始用她的第一桶金投资房地产项目。2006年，Summer和丈夫离了婚，用她在房地产行业中赚到的钱投资有机农业。
“上船半个月的时候，真是烦躁得很啊。”Summer说，尤其是那漫长的一周航海日，每天飘在海上，什么也干不了，实在难熬。Summer决定去学学船上的意大利语课程，下课之后她就去找意大利钢琴师卢西亚诺练习新学到的内容。
卢西亚诺来自罗马，今年60岁，一头银发，每次在甜蜜生活酒吧弹钢琴的时候，他总是边谈边唱，转过那雕塑般的面庞对观众微笑着，拥有无数粉丝。
“Summer的意大利语学得很快，她很聪明。”卢西亚诺说，“我喜欢和中国人聊天，他们总是很真诚。”卢西亚诺给Summer看自己以前演出的视频，还打算向她学习中国歌曲。Summer把今天新学习的意大利语单词拿出来重新温习了一遍，在表演的间歇，两人又坐在沙发上聊了起来。
另一段罗曼史，则有点小忧伤。
3月1日刚上船那天下午，袁野在甜蜜生活大厅的酒吧遇到了来自西西里岛的意大利乐师Mauruzio，两人一见如故，拍了张合影。两个人从来没约会过，但总能在自由行的景点偶遇。“他也许不知道，他给我带来这么多快乐与惆怅。”袁野说。
虽然语言不通，但两个人还是慢慢熟悉起来，合影也越来越亲密。他们一起在日光甲板上晒太阳，在舞会上打招呼，细心的意大利人还热心地做起袁野岸上游的导购，虽然她什么也听不懂，但他还是执着地在一张纸上认真地写满了各种价格和品牌的名字。有一次，在马尔马里斯岛的海滩边，袁野做了个要跳海的动作，Mauruzio吓得立刻冲过来抱住她。
袁野是中国第一代售楼小姐。八十年代中期，出来卖房子是一件很丢人的事。“说明你进不了正式的国家单位。”她说。她2002年下海，做起了房地产生意。袁野和前任丈夫结婚是1983年，当时她只有21岁，对方是自己的领导介绍的，两个人认识还不到一个月，相处没超过48个小时，也从来没有约会过。
大西洋号抵达希腊圣托里尼岛时，在那个到处是浪漫蓝白房子的小岛上，湛蓝的爱琴海边，袁野又遇到了Mauruzio。圣托里尼的山腰上开满明黄色的野花，两个人在山坡上漫步，拍照，浪漫的意大利人为她唱了“Everybody is changing”，还采了一束鲜花给她。
但那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4月1日，愚人节，袁野一个人在提香餐厅里，Mauruzio在西西里岛下船了。由于语言不通，袁野甚至不知道意大利乐师是否和自己告别过。
“那束鲜花还在房间里，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已经不可能再见啦。”袁野伤感地喝着闷酒。
“他们的房价高吗？”
4月2日早上，大西洋号终于抵达罗马附近的港口，我们随着船上的一个自由行旅行团进入罗马市区。车上大部分游客是老年人，一位戴着鸭舌帽的大爷举着手里的DV，把窗外的景色和导游的介绍全部录了下来。
导游开始介绍罗马的古建筑，一位五六十岁的台湾女乘客对周围的几个大陆老年游客说：“千万不要去看古建筑，劳民伤财，不值得，还不如去购物来得实惠。”接下来的一路，她开始给几位客人讲述如何鉴赏不同产地的龙虾。
“对于罗马，大家还有什么关心的问题要问吗？”导游问。车里一片沉默，过了片刻，一位坐在车子后部的阿姨小声说：“他们的房价高吗？”听到意大利导游介绍后，这位阿姨发现罗马的房价也没贵得那么离谱。过了一会儿，她又问：“他们的社保制度怎么样？”
快到达目的地时，导游说大家要在这里下车，5个小时之后再回来集合，鸭舌帽大爷有些急了。他把DV机一关，生气地说：“我们不会讲英语啊，你们怎么能把我们扔在这里。”导游赶紧解释：“您选购的这个岸上游产品是自由行，不会英语的人应该在另一个团里，全程有导游翻译的。”
“那你们带我们去景点嘛！反正你们也没事情。”鸭舌帽大爷后边座位的一位大爷喊道，另外几个老年男乘客也跟着嚷嚷说：“就是嘛，我们不认路啊。”车里乱作一团。
台湾女客人突然站起来，趁乱把车上的意大利导游姑娘叫过来问：“Hermes、克里斯汀、LV、香奈儿、Prada……？”意大利姑娘被这一串中英文混杂的名字给弄糊涂了，一脸困惑。台湾女客人赶紧对中国导游说：“你帮我问问她，我要买这些品牌的当地设计师的作品在哪里？一定要当地设计师的。”
坐在我旁边的Y先生对着这群老人竖起了中指——Y先生是1960年代末生人，但在船上，他已经算是年轻人了——上一次他这么做的时候，双方差点儿为此打起来。“来啊！我才不怕他们！”他对着这群老人大喊了一嗓子。
“这艘船应该是年轻人的，他们应该出来看看这个世界。他们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只可惜，中国的年轻人正被困在城市里当房奴。”Y先生说。他把手里的罗马地图用力折了一下，朝老人们狠狠地白了一眼，戴上耳机，把脸扭到窗外去了。
“咱们也得抓紧时间了”
下船的前一天晚上，在位于第三层甲板的冬季花园，我又见到了廖耀宗。他决定在邮轮离开欧洲之前也提前下船。“急着回去挣钱啊。”他半开玩笑地说。
这次回去之后，廖耀宗想改行了。“时代变了。”他望着窗外漆黑的一望无际的海面说。当他刚进入房地产行业的时候，中国人对所有“有钱人”都格外尊敬，哪怕他们穿运动鞋搭配西装，穿花尼龙裤子配皮鞋。但是现在，中国人把那些富得只剩下钱的有钱人叫做“土豪”，廖耀宗最害怕的一个称号。
“我不想让我的女儿以后对别人说，我爸爸是个开夜总会的。”为了避免这个称号，他不买“长枪短炮”式的照相机，他只买徕卡，而且要配上英伦范儿的白金汉相机包，也不买奔驰宝马，还要读欧阳山尊和王度庐。
“房地产行业太粗暴了，不适合干一辈子。”廖耀宗想改行去做文化教育产业，比如黑胶俱乐部、艺术性沙龙、马术等与素质教育相关的行业。“人家欧洲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咱们也得抓紧时间了。”他说。
4月4日，邮轮到达巴塞罗那。我在这艘庞大的邮轮上待了一周。这七天里，我做了个小测验，问船上所有我碰到的人同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他们的回答惊人地一致，包括廖耀宗。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我该考虑的。想了也没用。”（文中部分人物使用化名）
李媚玲/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