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地图间接描绘了丝绸之路，也体现了丝绸之路开辟之后地理知识的流通。由古地图来观察丝绸之路的影响，是一个有趣的角度。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8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将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连接中国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河间”区域以及印度的丝绸贸易路线称作“丝绸之路”。今天通常意义所说的“丝绸之路”，无论时间和空间上都有所扩展，连接起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商业贸易通道，又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就“陆上丝绸之路”来说，并没有一幅古代地图是专门描绘这个主题。《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的作者席会东告诉本刊，古代地图和丝绸之路会在两个维度产生交集：首先它间接表现了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区域，是丝绸之路物化的载体。再有，丝绸之路也是文明交往之路，通过这条道路，中西之间关于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地理知识得到流通，这在古地图中得以体现，古人的世界观相应发生变化。
疆域政区图是存留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中国古地图门类，在古代称作“舆地图”，按表现内容不同，分为天下图、全国图、郡国图、省图、府州图、县图等等。丝绸之路形成和拓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地理知识的扩充，是导致西部疆域以及整体疆域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西域”是汉朝以后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狭义西域专指葱岭以东的新疆地区，广义的西域则包含狭义西域，以及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部、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丝绸之路穿过西域，但是和西域的概念又有区别。一个区别在于西域的起点在敦煌，丝道的起点在长安，两者的长短不一致。另外根据考古发现，丝绸在战国至西汉初期就开始西传，丝路形成要比人们对西域形成认知要早。尽管如此，两者具有在时空上相互重叠的部分，仍然使得观察疆域图里西域版图的变迁具有意义。
汉朝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国的正式交往。宣帝神爵二年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统辖天山以南、葱岭以东三十六国。“自汉朝以来，西域就没有脱离过中原王朝的管辖体系和地图的绘制体系。葱岭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理标界。基本上历代中原王朝管辖的范围是葱岭以西的地方。但在唐朝盛世之年，控制管辖的区域越过了葱岭。”席会东说。唐朝贞观十四年（640）设立安西都户府，统辖安西四镇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喀尔）、于阗（今新疆和田）和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托克马克附近），辖境相当于今天新疆和中亚楚河流域。唐朝显庆、龙朔年中安西都户府从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高昌故城）移治到龟兹，辖境扩大至今天阿尔泰山西至咸海间所有游牧部族和葱岭东西直到阿姆河两岸城郭诸国，后来逐渐缩小，安史之乱后退至葱岭以东。
不过，对疆域图的绘制并不以中原王朝实际控制的区域为界，因为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都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文明的中心，中国的皇帝就是君临天下、拥有一切的最高主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个例子是清朝乾隆年间制作的《乾隆内府舆图》：东北至萨哈林岛（库页岛），北至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至波罗的海、印度海和红海，东至东海，已经是整个亚洲的全图，表现了“天下一统”的疆域观念。
从另一个角度说，疆域图上对于西域的表现，除了天下观的彰显，还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西部世界地理知识的掌握。唐宋时期，人们对西部的了解延展到了地中海东岸的西亚这一带。到了蒙元王朝建立起横贯欧亚大陆的大帝国，陆上丝绸之路畅行无阻，为东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随着东西方交通道路的开辟，不少出生于中亚、西亚的伊斯兰学者陆续来华，将伊斯兰地图、阿拉伯人乃至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和世界观念带入中国。从此，描绘中原地区之外包括广义西域范围内的中亚、西亚、欧洲、非洲的天下图才开始出现。
关于西域地图，或者包含有西域的疆域图，很早就见于文字记录。张骞出使西域的过程是否绘制了西域地图，还没有史料可证，但后来由《汉书》的记载可知，由于抗击匈奴的需要，汉朝产生有关于西域的军事地图。比如《汉书·李陵传》中写李陵受汉武帝之命出征匈奴，“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这就说明当时李陵有将所经地域的山川地形绘制成地图，又让手下呈送给汉武帝。魏晋期间，战乱频繁，但中国和印度之间求法和传教的民间僧侣依然来往不绝，西行的僧侣有法显、惠生，东来的天竺僧人则有佛图调、须菩提等人。东晋名僧释道安，并没有西行求经或者学习的经历，但根据其他僧人的著述或者口述，写成《西域志》，又根据《佛图调传》内容，写下了关于西域的地理图籍《西域图》，地理覆盖范围已经涉及广义西域中的中亚、西亚和南亚。《西域记》和《西域图》均已佚失，但可以从《水经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对原书的零星引用，窥得一些原貌。
到了隋代隋炀帝期间，随着东突厥内乱衰败，西突厥被降服，接着又用武力灭掉吐谷浑，中原王朝和西域的关系又发展起来，隋炀帝因此设立西戎校尉官负责导使西域各国首领、特使入朝处理商业和交通事务。裴矩受隋炀帝之命，驻守武威、张掖之间。裴矩感叹，东汉以后朝廷对西域各国情况所知甚少，“至和姓氏风土，服装物产，全无纂录，世所弗闻”，并且西域各国“兼并讨诛，互有兴亡。三十余国，仅有十存”。裴矩对西域的信息开始有意识收集，凡见西域人，“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最后写成了三卷《西域图记》。可惜《西域图记》三卷图文也已佚失，唯一可以拿来研究的资料是收集在《隋书·裴矩传》里的《西域图记·序》。序中记载了以敦煌为出发点，通往地中海东岸的三条大道，包括地中海东岸、咸海以南的广大地区：北道在天山北路，由伊吾（今新疆哈密县）经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铁勒等地到西海（地中海）；中路由天山南路的北道，由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龟兹（今新疆库车）等地至西海；南路是由天山南路的南道，由鄯善（即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岸）、于阗（今新疆和田）、朱俱波（今叶城地区）等地至西海。推测这三条道路在《西域图记》中都有地图来标明，因为写作《西域图记》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指明道路给人以向导。
唐朝由于国力强盛带来了经济、文化交往的扩大，对外域地形、军镇、风俗物产图的编绘和情况的介绍也非常重视。这些工作一般由朝廷专管国家礼宾和接待外国使者的鸿胪寺卿官员负责。他们编撰图志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向外域来唐使者询问其国情况，然后制图上奏。像是《新唐书·地理志下》记载贾耽任鸿胪寺卿期间，绘制有通往中亚、印度甚至巴格达的交通图，其图上“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皆概举其目”。贾耽还采用了“古墨今朱”的两种色彩对照的形式，绘制了包括中原和边疆民族地区的《海内华夷图》，成为我国历史地图的滥觞。如今这些地图都已不复存在，只能从唐宋时期的文献著录和宋人的改绘本中窥见一斑。除此之外，另外一种编纂途径是派专使到西域各国访问考察，然后将其山川道里情况编撰成图志，上奏朝廷。如《新唐书·艺文志二》所述：“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许敬宗领之。”许敬宗编撰了60卷的《西域图志》，现已不存。
总体上说，宋代之前的疆域图实物流传至今的非常之少。这是因为宋代之前的文献主要靠抄绘来传播，而地图的制作和抄绘相较文字文献更为困难。还有一个原因是西汉时目录学家刘歆编《七略》的时候有“收书不收图”的做法，这个编书的传统也导致了中国古地图的罕见。对于中国古地图的留存来说，宋代是一个转折点。这首先是因为进入宋代，雕版印刷术发展至全盛时代。再有，宋代社会某种程度上说是科举社会，经学和史学是宋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为了解读《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等经典，宋代学者编绘了大量的历史地图和当代的疆域图，这些地图或被刻印成书，或被刻绘成图碑，立于文庙、府学、县学之内或者门口，供天下士子拓印，便于通经明史，参加科举考试。与此同时，相较于唐代，宋朝政府军力偏弱，两宋先后与辽、金、西夏等民族政权并立，面临严重的边患危机。“为了了解周边部族政权的国情虚实，唤醒宋代士民对沦丧国土的记忆并且塑造宋代完整的法统地域，两宋政府也编绘了大量关于民族政权的疆域图。”席会东说。综合上述几个原因，我们能够看到的一幅最早的反映西域面貌的地图实物就是南宋僧人志磐编撰的《佛祖统纪》中的纸本雕版墨印的《汉西域诸国图》。它是一幅表现西汉时期西域诸国地理情形和佛教传播路线的历史地图。
能够绘制西域相关地图的大概有三类人：第一是政府官员，主要是有机会进入西域或者和西域使者打交道的边臣或者“外交部”人员；第二类是致力于通经明史的学者或读书人；第三类是宗教人士，佛教僧侣或者伊斯兰信徒。学者或读书人不一定有亲自前往西域的经历，他们的绘图基本出于对古代文献的考据。政府官员和宗教人士则多本身就有前往西域的经历。因此由他们本人，或者别人根据他们亲眼所见绘制成的地图里，还出现了一种细节更加丰富的、长卷形式的路程图，不仅表现了沿途上山脉、沙漠、河流、湖泊等自然地理要素，还细致绘有城池、关隘、庙宇、往来人物等人文地理要素。2002年，由日本回流国内的明代30米长卷《蒙古山水地图》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它以山水画的形式再现了从明朝边关嘉峪关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的景象，反映了世界陆海时代转换之际，“陆上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根据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林梅村鉴定和推断，该图绘制的主要参与者应当是明嘉靖年间属于“吴门画派”的画师谢时臣。地图制作的主要依据，就有明初《陈诚西域使程记图》以及明初传安的西域见闻录。
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一直偏重实用性而非精确性。“在这一点上，与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古希腊的地图一开始就重视数学要素，这和它是海洋文明有关，需要精确掌握位置，航行才不至于迷失。”席会东说。起始于宋代《禹迹图》，明清时期的疆域图有一些用到了“计里画方”。所谓“计里画方”，就是在地图上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制作成方格坐标网，并以此方格网来控制各地物要素方位和距离的一种制图方法。很长一段时间，照搬西方标准，建构在“科学性”和“准确性”上书写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都赋予“计里画方”相当高的地位。其实近年来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成一农等学者的分析研究，“计里画方”并不能使得地图绘制得更为准确，只是能在绘图时更好地控制地理要素的空间布局。中国古代地图的一大特点是图文并茂，采用大量注记，比如两地相距多少距离，直接用文字来形容。即使在“计里画方”的方法出现以后，很多舆图也没有用到这种方法绘制。
明朝时，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带来了实地测量和投影测绘的地图制图方法。清朝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廷官员联合来华传教士一起展开了大型实地测量活动，并用经纬网坐标和桑逊投影法绘制了疆域图。但是，这些疆域图在绘制完成后，一直深藏于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除了皇帝个人欣赏以及赐给少数朝臣和地方督抚外，没有在中国社会广泛使用，相关的近代测绘技术也未能在中国社会普及。清朝中期各级政府、官员和学者在绘制地图时，仍然采用中国传统的以文献考据和综合前图的方法来进行操作，尽管在地图疆域的变化上能够反映出地理知识的扩充，追究其中的原因，并不是朝廷不重视疆域图，而是认为传统方法绘制的图就足够使用。这点直到光绪年间才得到改变——光绪年间，左宗棠平定“陕甘回乱”、收复新疆大部后，清廷光绪四年（1878）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沙俄首都彼得堡交涉收回伊犁事宜。在中俄双方谈判中，崇厚受到俄国人蒙蔽，误判地图，导致中国丧失大片领土，这让清廷官员意识到传统舆图的随意性和示意性使其无法作为处理边界争端的依据，因此在分界缔约的过程中被迫使用国外地图，使得中国在对外领土划界纠纷中处于不利地位。从此，清朝洋务派学者开始系统翻译西方地图，官员也倡导“中体西用”式地引进西方测绘技术，培养测绘人员。在这个被迫接受西方话语体系的痛苦过程中，中国传统“有边疆无边界”的状态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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