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之
1933年1月6日，清华学生自治会向梅贻琦提出缓考要求，理由是“平津动摇，人心骚动，日方态度未明，时局瞬息万变，同学爱国有心，避危乏术，忧心忡忡，不可终日”。
梅贻琦对此断然拒绝，同时学校发出《告同学书》：“当我们民族生命在呼吸之顷，我们如果不能多做事，至少不要少做事。假如你们真去拼命，我们极端贊成你们不读书。假如你们担任了后方的切实工作，我们绝不反对你们告假。且平心静气地、忠实地想一想：有，不必说；没有，你们就该做你们每天应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
（岸芷汀兰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先生的课堂》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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