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钧尧
二月初，我开始半百人生的第一次“变发”，不烫，不打薄，不对头发进行任何处理。这是头发的第一次解放，它们应该感到自由了。
多年来我固定上同一间理发厅。这是间家庭理发厅，招牌不亮，路上偶遇邻居还能交换蛋价、菜价等情报。我不免担心：万一店搬了，或者歇业了，我该央谁来对付我这一头乱发？没料到老板娘先担心失去老客户：“怎么好久没来理发了？”我挠了挠头发：“在留发呢。”老板娘仔细盯着我的头发，问：“烫了啊？”她已看惯我的头发，却依然被欺瞒，更别提其他人了。我说：“对啊，我妈妈烫的，她燙了十个月呢……”
妈妈是大波浪卷。大姊说：“我跟妈妈一样，大波浪卷呢。”三姊跟进：“我也是噢。”女人的头发仿若她的一生，总在变动。大姊留长头发时，头顶的发结成云朵，如果把头比作天空，那么大姊的天空很祥和，有三月的气息;至于三姊的，只有在发梢能看到一根根翘起尾巴的蕨类——蕨类长在深山，长在蓊郁的林内。我常怀疑三姊悄悄用了发卷，为了更贴近妈妈，如同小女生的撒娇：“妈，我毕竟是您亲生的。”我则完全没有这样的疑虑——轮廓深、眉眼正，跟娘一个样;何况那一头卷发，仿佛印上了深深的标记。
妈妈的那头卷发到底是什么模样的呢？长发飘逸、乌黑如墨，像被妈妈注册过似的，整个村头，没有人敢留跟妈妈一样的长发。尽管是在纯朴无争的乡村，也很可能存在女人潜在的战场：“怎么办呢？我们无论怎么留长，都无法蓄留出她那样的风情。”妈妈的发先直后卷，脑勺后头，似乎总有一种气候在酝酿，像珠帘，自个儿旋转，一束一束地垂下来。妈妈静默时，头发仿佛也在微微笑着;走动起来，就越发显得蓬松、卷曲，充满动感。当妈妈难得地解下斗笠，换上好看的衣裳，将头发洗净、抹干，背只背包进城时，我相信在那个节骨眼，村头的女人对蓄长发这事一定彻底死了心。
搬到台北以后，妈妈不留长发了，我料是工作的缘故。一头长发，很容易被卷进缝纫机。短发更适合蓝领，清凉、利落，尤其在热天，无须担心因流汗而刘海贴着前额，颈项也凉快。当成衣厂为节省用电而调高空调温度时，妈妈跟她的一群女工同事，必须让自己更清爽。不知妈妈是否舍得留了几十年的长发，总之那一头卷发开始被妈妈长期冷落在后脑勺。
妈妈的短发有两款。一种留到耳后，几乎每一根头发都卷曲着，又有不同的小团体，密议结党，一绺一绺的。这与大姊的“云发”又不同了，它并不祥和，欠缺妥协。大概是在妈妈的不惑之年，那也是妈妈开始失眠的时候：烦恼大姊的肠胃问题;大姊夫从事货运工作，没睡饱，能否安全上路与归来;二姊、三姊谈恋爱了，会不会被骗;反倒是大哥，一通女生来电都没有;偏偏小弟异性缘佳，却说要报考军校，远离住家。卷成这般，原是烦恼诸多，心事卷了起来。妈妈总是翻来覆去，彻夜难眠。
妈妈还有一款短发，几乎及肩，头上的“小党”“小派”都不见了，剩下最主流的意见领袖统管江湖。大姊所继承的，该是这样的发式。妈妈顶着好大一朵云，细看却云里有云，话中有话，发流极具层次，分歧中见统一，就像黑与白、青春与衰老。妈妈节俭惯了，染发也是自己来。她戴着染发盒里附赠的手套，很恭敬、很认真。我笑称她在对时间作弊。妈妈染发后确实能立时变年轻，发色其一，体态其二。妈妈育有六个子女，四十岁以前在田里劳作，身姿自然矫健。而长期当女工，苦守缝纫机二十余载，身材也未因久坐而变形。很可能是因为吃斋礼佛，内心素净，跪拜之间四肢常活动，所以身体结实。这也符合妈妈恭谦的个性，她始终怕占别人便宜。维持好身姿，自然使得身旁的世界更加宽敞。
妈妈信佛以后，惯常将头发往后梳，绑成发髻，头发卷或不卷，无从考究了。很可能妈妈的头发还是有点毛糙，但她不再使用理顺发流的定型液，而是专注于念诵《心经》《大悲咒》。
妈妈以这款发式走完最后的路。我到医院接她的大体，院方按照仪式，拉开妈妈安眠的袋口。那时的妈妈，头发正是这个样子——往后梳，往后梳，原本喧哗、卷在后脑勺的头发已没有了异议。十几年了，它们卷曲在一个圆圆的发髻里，这黑、这白、这灰，已经没有人搞得清楚谁是谁。
妈妈也是以这款发式入殓的。她安静的身体盖着我们用泪水、用思念缝制的莲花被，脚边放着惯用的衣裳、旧鞋，方便她到另一个世界继续行善结缘。我好想顺一顺妈妈的发丝，如同安抚夜梦中的儿子，好让她睡得更稳、更沉。法师说，不能碰，我止不住的泪水，连一滴都不能沾到她身上。
妈妈走了，她的卷发留了下来，在我的头上。且在我决定把头发蓄长时，卷曲变本加厉了。朋友们赞赏地说：“你的卷发真可爱，烫的吧？”我回答：“对啊，妈妈烫的，她为我烫了十个月。”
（彼岸花开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5月12日，刘程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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