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黎
最近几个月，我基本处于闭门不出的状态。忙得焦头烂额，加上身体不好，于是下了决心：哪儿都不去，谁都不见。因为即使勉强去了，见了，整个人也是“形不散而神散”，对别人不礼貌。
从父母那里传来消息：父亲的一位老朋友要来。这位伯伯姓吴，是我们的同乡，又是父亲大学时代的好朋友，20世纪70年代末去了香港，从此很少见面。这次他偕夫人回内地，先到上海，再回福建老家。我心想，可惜我不能见了。
吴伯伯来了，不住宾馆，就住在我父母家里。第二天，妈妈给我来电话，说：“他们想见你，你不能来吗？”我说：“不能。找个时间通一个电话好了。”
第三天，妈妈又来电话，说：“你吴伯伯还是想见你。他说当年他去香港的时候，你放了学赶来送他，但是没有赶上。他从车窗里看到你失望的样子，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忘记，所以很想见见你。”
我愣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明天回家见他们。”
我不记得他说的那一幕了，甚至不记得我去送过他。但是我知道那是真的，因为当时我确实在泉州读书，所以他没有记错。那真的发生过，而且被一个人在心里记了那么多年。于是，所有闭门谢客的理由都融化了。
打车回了父母家，客人去浦东参观还没有回来。等了几个小时之后，才见到他们。吴伯伯的轮廓没有大变，只有头发和体态泄露了岁月的秘密。伯母不复我童年记忆中天仙美女的模样，但是有着这个年纪的上海女人少有的单纯的笑容。吴伯伯看了我一会儿，说：“你没有变，如果在路上遇到，我会认出你。”我想：是不是他曾经想象过我们在街头的人流中偶然相遇？
提起当年的那一幕，吴伯伯说：“那时候，你在泉州北门读书，放学以后赶到华侨大厦门口送我，车已经开了。你远远跑过来，看见车开了，很失望，几乎要哭出来。那个样子我一直记得，这么多年一直记得。”之所以记得，不仅仅因为当年的我是一个小小的孩子，也不仅因为我是他好朋友的女儿，而是在一个离开家乡的人心中，我的面容和他对家乡的最后一瞥重叠在一起。
而当年，我是那么重视那次分别。因为当时父亲不在泉州，不存在父亲命令我去送行的可能，一定是我自己要去送行，而且一定在上课时心神不定，下课后便一溜烟地跑到华侨大厦——就是骑自行车也要二十分钟的路程。当年我也许觉得那会是永别，因为那时的香港，还是一个遥远的地方，遥远、陌生而难以到达。没有能够见上“最后”一面，我的失望和伤心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岁月已经把这一节抹去了。关于吴伯伯，我记得的，是我更小的时候，和父亲一起到他在石狮的家里做客。那里保留了当时少有的热闹的自由集市，我第一次看到那么丰富的蔬果、那么生猛的海鲜。记得摊贩们纷纷大声招呼吴伯伯，说自己的货好、新鲜。吴伯伯出手阔绰，根本不还价，买了许多鸡鸭鱼肉和海鲜，还有我从未见过的大芦柑。他的家是一幢石头建造的大楼房，今天想起来就是别墅。底层养着一条大狗，我很害怕，所以上了楼就不敢自己下来。吃过丰盛的午餐，当爸爸和吴伯伯聊天的时候，我就在楼上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手里不停地剥着芦柑。再后来，关于吴伯伯的记忆就是1994年我去香港，我从爸爸那里要了吴伯伯家的电话号码，打了几次，不论白天、晚上都没有人接，就没能见上。后来说起来才知道，那时他们去了美国女儿家。
我们一边吃着螃蟹，一边聊天，感覺似乎没有分别那么多年。他说想看我写的书，我在家里找到三本，都送了他们。往扉页上题词的时候，心里既没有骄傲，也没有自卑，因为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写作者最渴望的朴素的接纳。
回家的路上，我的心里还满是重逢的温热。但是，那让他难忘的一幕，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在这以前，我一直觉得我的记性很好，而且很小就开始记事。现在看来，也许并不是这样。
生命是一幅拼图，由许多块小拼块组成。人总是想争取更多更好的拼块，好将自己的人生拼出美好的图案。但是在我们成长、奋斗的过程中，有一些拼块遗落了。有的散落在岁月的某个角落——谁都不能再到达的角落，永远无法回到我们生命的版图上；有的则在某一个故人的手里——没有他们手里的那块小拼块，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不完整的。寻找那些小拼块，然后将其放回生命原本的位置上，让生命少一些空虚和遗憾，这也许就是重逢的意义。
（依 媛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茶生涯》一书，刘 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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