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住在江宁小女儿的房子。两个女儿住在城里,一个住在上海路。一个住在莫干路。她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大女儿教书。小女儿是会计。我是当老师的,跟她们住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
可染发现,这是一个健谈的老人。现在,她们有的是时间,她从容地找了个话题,慢悠悠地问她,人老了要有三件宝:老保,老伴,老朋友。你呢?老妇人说,老伴过世的早,刚解放的时候,政府号召交枪,他把珍藏的手枪交了上去。交枪过后,政府又要交代枪的来历,这一交代,麻烦就大了。枪是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临走的时候,送给他留做纪念的。想不到,一把枪,害他成了敌特分子。
可染叹了口气,那个时候的人真老实,现在的人不会老实交代,早把枪丢到河里去了。老妇人笑日,是啊,现在谁会交代。老朋友也没有,我的性格就是不愿意去主动找人,所以,一个人闷在家里,闷出病来。
可染的手机来电,是警察。她站起来,走到大门口接电话。警察告诉她尸体还没有找到,问一些接运尸体的细节。接完电话,可染回到座位对老妇人说,等待人家来找你,内心孤傲。
这一点,我倒没有,我是旧时代过来的人,我的性格是凡事皆需隐忍。我的两个女儿和我相反,她们像父亲,性格刚烈,叛逆。可染笑了,那是你的修养和素质,骨子里,可染停顿了一下,她忽然不想再说下去。那些骨子里影响了老人性格的事件,就是她们那个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多数知识分子总是在这样的运动中把自己无限缩小,在运动的紧要关头,恨不能隐身。
可染的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一个人偷偷地躲藏进学校废弃的古井中,再也没有出来。可染理解老妇人的老死不与他人往来的哲学。
老妇人笑起来,温和地说,我的母亲是英国教会学校毕业的。父亲是中央医院的院长,从小家境比较好。可染流露出羡慕的神情。老妇人接着说,我的伯父是教育委员会的长官,祖父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绅士。老妇人陷入回忆,那些庞大的社会关系在可染听来,陌生又遥远。
可染注意到老妇人丰颐妙目,年轻的时候,这张面孔会是异常迷人。所以,你从娘胎里带来的优越感指引了你的内心。你要从骨子里认为,所有的人,贩夫走卒,升斗小民,和你一样,都是平等的。
早上,那个搬运尸体的男人冻得通红的手指,曾经触碰到可染的指头,在引导她填表的时候。那个瞬间,她心里咯噔一跳,就像一个男人的指头碰到她的指头一样,很快,回到释然。现在,她看看自己的手指,觉得有些陌生。她如果告诉她自己早上的经历,自己的婆婆也和老妇人同样的年纪,她会忌讳吗?至少,她不会这样从容地和她说话。
老年人惧怕谈论死亡,死亡离他们太近,谈论会带来不吉利的兆头。年轻人不屑谈论死亡,那是离他们还很遥远的事情,远得像似不可能发生一样。死亡,对很多人来说,是那么陌生和恐惧。
早上,殡葬管理处的人刚运走死者,对门的基督徒就过来敲门,安慰兄弟几个。她说死了的人,只是暂时地离开我们,终有一天,会是永恒的相聚,我们大家在天堂里还会碰面。
老妇人问可染的年纪,可染和她的大女儿一般大。老妇人说,我不愿意和女儿住在一起,我们有代沟,无法沟通,我们对待事物的处理方法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我女儿说,母亲五十岁的时候,就无法改变了,何况现在已经七十五岁。可染叫老妇人举个简单的事例,她想知道她们母女分歧的原因在哪里。她对她们的分歧产生了好奇。一种把触角伸进他人家庭窥视一下的好奇心促使她要评判一下分歧的焦点。这两个女人在各自家庭分别扮演母亲和女儿的角色,现在,她们知道彼此的角色,心里却没有任何的芥蒂。
可染的背后,有一个假寐的男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坐到她们背后,这么冷的天气,医院已经关了大厅的空调。他一个中午都没有变化一下姿势,不可能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