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官班”的负责人、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吴伟在接受访问时也提到，“从学员交来的论文初步题目看来，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新加坡的廉政建设、领导干部绩效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及政府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等问题。”
学了30年，很多人对新加坡的认识还停留在“不允许吃口香糖”、“机场到市区的路是花园式的”、“罚款”、“鞭刑”、“儒家文化”、“宗乡会馆”及“新加坡人勤劳勇敢”等等这些表层的东西上，而没有看到真正的差距，或者看到了也视而不见。没有学到新加坡先进的表象背后的深层机制，新加坡恐怕只会是中国人的梦想，而很难变成现实。那么，除了那些表面的好处，中国到底应该向新加坡学习什么？
吕元礼教授认为，最核心的部分包括以下三点：一是诚信。新加坡人做事严格按规矩办，在中国人看来有些呆板，不知变通，但诚信正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中国目前重大的场合都有假唱，一些知名运动员的年龄成谜，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不成熟。
二是新加坡延揽人才的机制。在新加坡，“组织”无处不在，人民行动党四处寻找人才。李光耀认为:“堪称社会中流砥柱的人约300名。他们挑起策划和执行政策的重担。如果这300人共乘的珍宝客机不幸坠下，新加坡社会必将瓦解。这说明本地领袖人才是很有限的。”所以，新加坡政府希望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担任高级领导人。纳贤的对象主要是医生、律师、会计、大学教授、企业家、银行家等有能力、并且诚实和品德优秀的杰出人物。如果发现合适的人选，行动党会劝他们弃职从政。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行动党从社会各领域广泛吸纳顶尖人才，为人民服务，是确保其政治体系向社会保持开放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进入党之后，就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反之如果主要依赖从内部体系培养精英，外部的精英无法进入，较可能产生官僚型官员，也使得政党对社会的开放性不足。
三是一党执政到底是如何保持廉洁的？吕元礼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吸收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才能成功。一党长期执政模式必须吸收包括两党轮流执政模式在内的各种模式的合理因素，才能有效。郑永年也认为民主的本质是竞争，而不是政党的数量。
新加坡法律规定，5人以上可以组成政党，各政党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都有权参加国会选举。目前登记的政党有21个，除人民行动党外，其他政党主要包括：民主联盟、民主党、工人党、民主进步党等。上世纪70年代以来，每次大选都有6个以上政党参加竞选，反对党也能获得少量的议席。因此，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是由历次大选即国会选举确认的，具有宪制上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另一方面有竞争的大选的存在，使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面临随时可能下台的危险，这就迫使行动党及其领导人，必须随时体察选民的要求及其情绪的变化，不断提高执政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高水平的管理建立在政府对社会信息的充分掌握之上。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或者哪怕是在中国的一个省，政府很多时候根本就是盲人摸象，因为政府无从确定自己究竟需要做什么，政府所支配的资源应当向哪个方向分配。所谓的行政高效率，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事实上，大国的管理要达到新加坡那样的水平，反而非实行民主制度不可。因为大国的事务繁多，统治者不可能事事明察秋毫，而官僚体制人数多，在信息和资源上占有优势，所以高层执政者经常在博弈中处于劣势。但相对于民众来说，官僚在人数上没有优势可言。在民主的条件下，地方民众与官僚在信息和资源上的不对称大大减少，官僚就无法为所欲为，其行为就得到强有力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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