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建立后的十几年间，虽然经济快速增长，人民得到了很多实惠，但贫富差距仍然存在，这时发生了人民“上访”的现象。德国没有专门的信访接待机构，于是抱怨信如雪片般飞向政府各个部门。作为主管经济事务的联邦经济部长艾哈德首当其冲，他举例说：
列内莆的一位公民来信抱怨说，为修理一把椅子的坐垫和一个小柳条篮的把手，他就得花费50马克，他恳求经济部和我采取措施禁止哄抬物价。
北方有一位高级工程师花了很大的功夫去搜集同一家生产的某种太阳镜在不同商店的价格，得出价格差异为2.5至6马克。
海姆巴赫-威斯的一位来信人订购了某种阀门，得到的账单价格为74.20马克。经过详细的调查，包括与生产厂家的书信联系，最后得到厂家的通知：“零售价一般约35马克，最多不过40马克。”他在信中写道：“当我从生产公司知道这个价格而且.供货商依然索价74.20马克以后，我就把原物退还给他，也分为未付”。
威斯特法利亚的一家房主抗议烟囱清扫费由原来的3.62马克涨到5.53马克。经与在明斯特的州政府总理联系，问题搞清楚了。规定的清扫费被有关的区烟囱清扫工头毫无道理地提高了。
许多来信提到了变相涨价。有一位多年买某种药丸的顾客恼火地报告说：原来每盒有51药丸，而现在突然只有40药丸。经我部与制造商联系，终于有了结果，这家制造商公开承认，这种提高20%的变相涨价比一般采用的直接涨价更能迎合顾客的心理。
有意思的是，大众的来信“上访”或当面“上访”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最后，百姓“上访”几乎绝迹。德国官员不再没完没了地处理投诉信件，也没有看到过人民围攻政府。
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出现的呢？
首先、人民逐渐认识到，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的权力有限。有的问题政府能解决，但多数情况下无能为力。人民也意识到，一个万能的政府是危险的，政府的手伸得太长反而不是好事，于是重新寻找新的途径。
其次，这个新的途径就是法院。人民知道，法院是独立公正的，它不会吃拿卡要，更不敢以权谋私，于是有了纠纷就找法院，有了矛盾就通过诉讼解决。当人民相信法院的判决权威时，他们就会尊重司法，尊重国家体制。
再次、人民有了说理的渠道。如果有了牢骚，他们可以在报纸、电视上表示不同的意见，他们不担心会受到打击报复。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也可以组织和平的示威游行，向政府表示意见和不满，政府听到后一般都能够采取相应的行动来化解矛盾。
最后，“上访”消失最关键的原因是社会贫富差距逐渐缩小，矛盾逐渐减少。当你到德国走访时，你会发现德国已经不存在城乡差距，也没有农业户口和城市户口之分，甚至有钱人宁愿到乡下居住，享受农村的安静和新鲜空气（当然城市的空气也足够新鲜，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此外，官员的从政良心和道德也至关重要。德国的官员从没有自称是人民的公仆，他们相信人格是平等的，但他们做起事情来却比较公平公正。他们不敢受贿，人民也知道受贿不起作用，于是官民相安无事，社会逐渐走向和谐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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