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于这位曾立下无数功勋的股肱之臣，拓跋焘为何又要痛下杀手呢？
这便是北魏历史上著名的“国史之狱”。
早在拓跋珪时期，他就曾效法中原王朝的惯例命邓渊等史臣修撰关于拓跋部早期事迹的史书。不幸的是，后来邓渊被拓跋珪所杀，其罪名语焉不详，其实很可能与后来的崔浩一样，正源于笔头获罪。邓渊死后很长一段时间，修史工作停滞不前，直到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第六年，才恢复了修史机构史馆，但此后仍然进展缓慢，这当然是由于史臣担心因文获罪束手束脚的缘故。拓跋焘平定北方后，对自己建立的千秋功业没有史籍记载以流传后世颇为不满，这才授权崔浩全面主持修史工作。为此，拓跋焘还专门下诏，命崔浩撰史一定要实事求是，“务从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