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时差，《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在1937年12月15日第1版以显著位置，刊出司迪尔的这篇电讯报道，题目是《日军杀人盈万——目击者叙述刚刚陷落的南京城“四天地狱般的日子”，马路上积尸高达五英尺》。——这是公开刊出的第一篇向世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报道写道：
[南京12月15日，经由“瓦胡号”发出]
“地狱般的四天”，是对南京城“围城”与“陷落”的最合适的形容与写照…..我们撤离这座城市时所看到的最后一个景象，是在南京下关江边，沿着城墙，有一群约300个中国人，正在被集体枪决，而江边早已“积尸过膝”。这种疯狂的场面，在南京陷落后的这几天，已成为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象。
南京城陷落的经过，可以说成是被围困的中国守卫军无以言状的惊慌与混乱；随即是日本占领军的恐怖统治，数以万计的生灵遭涂炭。尽管中国军队在放弃这座城市以前的某些表现与行为令人感到可悲，但是与入侵者进城后的种种行径比较起来，则是微不足道的了。
然后，报道以“失去了赢得同情的机会”、“积尸高达五英尺”、“抢劫美国大使的寓所”为小标题，分三段记述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烧杀淫掠等种种暴行及中国民众的悲惨遭遇，读来令人义愤填膺。
由于司迪尔同时兼任美国《太阳报》、《每日邮报》的特约记者，因此，他的这篇报道也同时刊登在这两家报纸上。
司迪尔的报道震惊了西方世界，并迅速传遍全世界。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南京这块血泪交织的土地上。世人为中国人民的苦难流下同情之泪，对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发出愤怒的抗议之声。
美国影响最大的《纽约时报》由于没有及时得到该报驻华记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消息，只得在12月16日转载了司迪尔的这篇报道的节略。
那么，同样在瓦胡号军舰上，为什么司迪尔发出了报道，其他记者却没有呢？
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阿契包德·特洛简·司迪尔于1903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1916年到美国求学，1924年获斯坦福大学的文学士学位。他当时准备作环球旅行，中国是其中一站。但他来到中国后，就被中国深深吸引了。他决定留下来，在中国工作，先给《纽约时报》的首席驻华记者阿本德做助手，曾采访报道过“九一八”事变及其后日本制造的、日益加剧的多起侵华事件，显示了他杰出的采访才能与记者职业道德。当时在上海担任日本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的著名记者松本重治说：“《芝加哥日报》的司迪尔是位能干的记者。关东军在追击马占山时，马占山从北满撤退到西伯利亚。内地普遍传闻他已经战死。但司迪尔却估计他仍然活着，千方百计地来到西伯利亚，与马占山进行了单独会面后，发表了‘马占山依然健在’的独家报道。”
司迪尔于1932年离开阿本德，成为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与《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驻远东记者，长期在中国进行新闻采访与报道活动。1937年他34岁。抗战爆发后，他一直在华北采访。1937年12月初日军进攻南京时，他从山东济南乘火车南下，历经千难万险，于
与司迪尔同时登上美国炮舰“瓦胡号”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等其他几名西方记者却未能及时在舰上拍发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当时，德丁也去找了“瓦胡号”上的无线电发报员，但遭到拒绝，理由是“违反规定”。但其实可能另有原因。50多年后，垂暮之年的德丁到南京访问，重提当年之事时，推测道：“可能是司迪尔塞给他50元钱或其他什么东西。……那时我年轻又是新手，而司迪尔是个行家，所以，他抢先登出新闻。”
直到1937年12月17日“瓦胡号”炮舰到达上海后，德丁才将他的新闻专电拍发给《纽约时报》。该报在第二天，即1937年12月18日头版，刊登了德丁写的这篇报道，题为《所有俘虏均遭屠杀——日军在南京制造恐怖，平民也遭杀害，美国大使馆遭侵袭；蒋介石战术错误以及领导人逃离导致首都陷落》。由于《纽约时报》影响远比《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要大得多，而且德丁在报道中第一次使用了触目惊心的“南京大规模的暴行”一词，因此，这篇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引起了世界舆论更强烈、更巨大的震动与反响。
司迪尔到达上海后，又拍发出他于1937年12月14日在南京城内写下而无法拍发出去的报道《屠杀与抢劫笼罩着南京》，只是在报道的时间上加上“稿件被耽搁”，以作说明，刊登在1937年12月18日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上。该报编辑部特地在报道前加了一段“编者的话”，对司迪尔在报道南京大屠杀中的艰难危险的工作与卓有成效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其中说：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司迪尔冒着生命危险，忍受困苦，不畏恐怖，从而能够向美国读者讲述日军进攻中国首都并造成浩劫的悲惨经历。幸亏一艘美国军舰，他现已平安抵达上海。这些电讯表达了司迪尔亲眼所见，或通过其他目睹者得知，在日军进入南京之际生死攸关的几个小时发生的事，及其企图将外国船只赶出中国水域的情形。
此后，司迪尔又写出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多篇电讯报道。他还在报上发表了他在南京城内拍摄的日军大屠杀照片。
在中国抗战期间，司迪尔几乎一直在中国采访抗日战争的新闻。上世纪30年代末，他曾访问延安，并与毛泽东一起合影。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以后，他多次访问中国。1978年他在北京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他著有多部关于中国的书籍。日本著名记者松本重治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称司迪尔“终身对美中关系怀有浓厚的兴趣，数年之前，写下了《美国人与中国》一书，就美国舆论界对中国观的历史及现状展开了分析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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