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父亲早逝，家庭贫困，母亲教年少的儿子学问时，没有纸笔，就用芦荻为笔，在沙地上画出字来教授给他。母亲曾经对他讲述其先父的事迹：“你父亲在世的时候是一个小官吏，夜间在烛下看案卷，屡屡掩卷叹息。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有个死刑犯，我想替他求生而不可得。做官，就是为他人求生路的。”
不到20岁的欧阳修首次在湖北随州应举就失败。韩愈古文是他向往的境界。但当时的“高考要求”又是什么呢？他周围的同学津津乐道的，不是西昆体诗就是杨刘时文。所谓西昆体诗，是以《西昆酬唱集》一书得名的，无病呻吟，雕章琢句，缺乏思想内容。
又过了两年，欧阳修再次应举，仍未得中。两度落第，使他不免沮丧，在“高考指挥棒”下，他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西昆体诗和“时文”上来。21岁的欧阳修以自己新写的《上胥学士偃启》为贽，去拜会汉阳军长官胥偃，这篇并不高明的“时文”让胥偃“一见而奇之”，不久后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宋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欧阳修随未来岳父来到京师汴梁。在开封三试第一，荣选为进士，被特授洛阳留守推官。欧阳修忘不了这人生极荣耀的一刻，欧阳修等从崇政殿出东华门，前有引导，后有侍从，在东京街头傲然走过。欧阳修23岁就步入了帝国的最高人才层，看来官运来了。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五月，欧阳修的好友范仲淹为革除弊端，上章批评时政，指陈时弊，惹恼了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吕夷简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因此被贬饶州。肩负言谏之责的高若讷不仅不伸张正义，反而肆意诋毁范仲淹的人格。欧阳修气愤不过，写了一封信给高若讷，在一番冷嘲热讽之后得出结论：“足下非君子也。”因为这封意气用事的信函，欧阳修被贬为湖北夷陵县令。
在这个偏远的小县城里，没有什么书籍可供他消遣，他便取出旧案卷反复阅读，看到其中冤假错案不可胜数，于是欧阳修发誓，即使是当个县令小官，对待政务也绝不敢有丝毫的倦怠、半点的疏忽。之后，欧阳修在各地辗转做地方官多年，每到一个地方都留下了深受百姓拥戴的政绩。
范仲淹又被起用了，他想招欧阳修前去担任掌书记，并已奏请朝廷获得同意，但欧阳修却叹道：“我当时为范公仗义直言，难道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吗？和他同退可以，同进就不必了。”竟然推辞不去。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欧阳修经过4年的贬谪生涯，重回开封，升为集贤校理。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召范仲淹、富弼等大臣寻求拯救危局的方略。范仲淹写了著名的《条陈十事》，建议采取各种改革措施，如严格官吏升降制度、限制官僚子弟做官特权、减轻徭役等。欧阳修力挺范仲淹，同时建议实行“按察法”，选精明强干的人做按察使，监察各路和州、县官吏，定期向朝廷报告。范仲淹的条陈和欧阳修的建议，一度被宋仁宗采纳并颁行全国，号称“新政”。
可是，保守势力借“朋党”之说在朝中大造舆论，诬陷范仲淹等人结党营私，图谋架空皇上，要求罢免革新派的职位。欧阳修被这些狭隘小人的阴谋伎俩激怒了，他连夜奋笔疾书，向皇帝奏陈“小人无朋”和“君子有朋”的道理，这就是尖锐犀利、文情奔放、有理有据的《朋党论》。
遗憾的是，不管欧阳修的陈词多么恳切、说理多么充分、罗列的事实多么有说服力，宋仁宗还是一道圣旨，罢免了杜衍、范仲淹等4名革新派官员的官职，“庆历新政”草草收场，保守的豪族官僚重新得势。
守旧派将矛头对准欧阳修，伪造了所谓的“张甥案”，说欧阳修与外甥女有不正当关系。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欧阳晟，却与欧阳晟的家仆陈谏私通。奸情败露后，张氏为了开脱自己，反咬舅父一口，说未嫁时就与欧阳修有私情。这件事一直闹到朝中，欧阳修上疏为自己辩护。而中书舍人钱勰素来跟欧阳修有仇隙，这时举出欧阳修所作的一首《望江南》词为证：“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这首艳词于是成了欧阳修生活作风问题的铁证。
欧阳修被贬赴任滁州。滁州在长江和淮河之间，山高水清，地僻事简，民俗淳厚，欧阳修很喜欢这儿。滁州西南有琅琊山，欧阳修常携酒前往，在美酒和水光山色中，他忘记了被谤遭贬的羞辱，忘了自己的太守身份，忘了自己刚满40岁的年龄，自称“醉翁”。
后来，欧阳修由滁州改守扬州。
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六月，欧阳修受命回京，这时他离开京都已近10年。宋仁宗眼见这位庆历旧臣已近半百，也未免有恻然之叹，次年便提拔他为翰林学士、集贤殿修撰，官正三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