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结束后,徐迟重返文坛。这时他虽然年过花甲,但对生活的激情和创作的欲望,却像沉默已久的火山一样,渴望着爆发。果然,在上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三年里,他先是在地学、地质力学的疆域里跋涉了好几个月,写下了大气磅礴的《地质之光》;又在数学、解析数论的王国探隐索微,写下了一时洛阳纸贵、妇孺皆知的《哥德巴赫猜想》……
上世纪70年代末,虽然极左思潮登峰造极的“文革”已经结束,但人们的思想还受到“两个凡是”的束缚。组织撰写科技类报告文学是缘于当时中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可十年浩劫的“文革”中,是非被颠倒,“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竟被打成“臭老九”。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和邓小平同志花了很大气力拨乱反正,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动员和组织科学家的力量,投入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科学大会的召开,预示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获此信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深受鼓舞,同时也就想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想起当时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即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成员中有人提出要见中国一名大数学家陈景润教授。因为他从一本权威科学杂志上看到了陈景润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学术论文,十分敬佩。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发现了这位数学家。
谁也不知道他取得的这一了不起的成果。陈景润慑于“文革”中对他所谓走“白专”道路的严厉批判和打击,甚至一度要自杀,但他挺了过来,冒着风险,埋头潜心于论证。平日他将自己封闭在一间仅六平方米的宿舍里,趴在床上日夜演算,反复印证,刻苦钻研,悄悄地攻关,不事张扬。
可他领先突破了一道世界难题,惊动了国际数学界!
编辑部的同志们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吧!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
那么,找谁来写好呢?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徐迟。
徐迟虽是一位诗人,但他做过新闻记者,写过不少通讯特写,他发表在1962年《人民文学》上的人物特写《祁连山下》描写一位敦煌艺术家的创业事迹,在当时反响颇好。他比较熟悉知识分子,如果请他来写数学家陈景润,估计能写得很好。
于是,我挂长途电话到武汉,寻找久违了的诗人。时值1977年深秋,这年,诗人已63岁。经受了十年“文革”的痛苦折磨,盼到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垮台,他,一个热情的歌者,焕发了精神,增添了力量,他多么想放声为祖国歌唱……听得出,徐迟在电话里的声音是多么激动!对于我们邀请他来京采写陈景润一事,他很高兴,但只是说,“试试看”。几天后,他风尘仆仆地从扬子江边带着滚滚的涛声赶来了。
为什么说“试试看”呢?一是他觉得数学这门学科他不熟悉更不懂;二是听说陈景润是个“科学怪人”,尽管他突破“哥德巴赫猜想”有贡献,成就是了不起的,但这样的“怪人”好采访吗?
一个艳阳秋日里,我陪同徐迟到了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接待我们的是数学所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同志。
在办公室,老李动情地向我们讲述着“小陈”钻研科学的故事。不一会儿,他离开办公室,带进来一个个头儿不高、面颊红扑扑,身着一套普通旧蓝制服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一进门便和我们热情握手,直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老李这才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小陈,陈景润同志。”
我和徐迟同志没有想到这么快见到陈景润,一个十分朴素的数学家。
李尚杰向他说明我们的身份和来意后,我又特意向他介绍说,我们特约徐迟同志来采访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登攀科学高峰,写一篇报告文学。他紧紧握住徐迟的手说:“徐迟,噢,诗人,我中学时读过你的诗。哎呀,徐老,你可别写我,我没有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前辈科学家吧!”
徐迟笑了,告诉他说:“我来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小陈笑了,天真地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徐迟问他“哥德巴赫猜想”攻关最近进展情况如何?他说:“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正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说他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很受鼓舞。
说着,他便顺口背诵出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背毕,他充满信心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
他还向我们述说了一些他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情景。
徐迟动情地悄声对我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在数学研究所,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进食堂,一块儿聊天,还去看了“文革”中陈景润被毒打而滚下楼的那个楼梯。很快,他和陈景润成了知心的朋友。但是唯独没有看到过一个重要的地方——陈景润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间六平方米的房间。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
为此,我们一再向李尚杰同志表达这个小小的愿望。老李说:“小陈可是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的!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锁起来,使得那间小屋很神秘。我倒是进去过,如果你们要进去,只能另想办法,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看。”
经策划,这天,我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老李去敲门,先进屋。我和徐迟过了十分钟后也去敲门,表示找李书记有急事,然后争取挤进屋去。
当我敲响门,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抢先给我们开了门,来了个措手不及,我和徐迟迅速跨进了屋,他也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其实,哪里能坐呀!我环顾四周,室内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了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上落满了灰尘。他有时不用桌子,习惯将床板的一角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思考和演算。真可谓艰苦奋斗哪!
徐迟经过深入采访,经过一番梳理、思索和提炼,反复斟酌,几番修改,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终于完成。《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刊发在1978年1月号头条,人民日报2月17日全文转载。
《哥德巴赫猜想》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读者热烈反响。
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做出,而人们积压已久的愤懑被徐迟痛快地说了出来,这正是徐迟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政治敏锐性。
是啊,由于他的苏醒,也使许多读者苏醒过来。这正是《哥德巴赫猜想》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社会效应和历史价值。
选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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