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的伙食标准

时间:2016-12-15 23:52:01 

1927年9月30日,毛泽东在永新三湾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整编,创造性地推行支部、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取消军官“四菜一汤”的待遇,让士兵民主管理伙食,自由支配节余的“伙食尾子”。

有一次,部队急行军,毛泽东因熬夜起得迟,来不及吃早餐、带午饭,饿得他竞向人讨饭吃。朱德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厨房、灶间,跟炊事员打成一片,每每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敌兵误为“伙夫头”。红军官兵政治平等、经济公开,吃多吃少一目了然,吃好吃坏心甘情愿。

1929年2月9日,朱德、毛泽东率部从井冈山一路转战,孤军深入到瑞金大柏地时,3600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2500人,平均每人只有20发子弹,并无粒米撮盐之炊。

这天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当地群众因受国民党的欺骗、蒙蔽,早已人去村空,而国民党赣军五个整团在后面紧追不放,一场灭顶之灾即将降临。毛泽东当机立断,指示军需处特事特办,允许以连为伙食单位统一开具欠条,赊购大柏地村民来不及带走的“过年料”,让众将士吃饱喝足,增强体力,终于击退强敌。

一个多月后,军需处信守诺言,拿出3500块光洋兑现了欠款,赔偿了农民损失。红四军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劫富济贫,赢得了所到之处劳苦大众的拥护和支持,士气空前高涨,战力倍增,牢牢地控制了全国最大的一块红色根据地。

苏维埃政权为了防止产生官僚、特权和腐败,杜绝多吃多占、铺张浪费,确保自身肌体的健康、纯洁,加大了对党员干部队伍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力度。从1932年2月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深入持久的反腐肃贪斗争。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项英签署并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首次明文规定了贪污浪费的量刑定罪标准,对贪污、倒卖粮食的犯罪分子惩罚尤为严厉。一个代号为“江西老表”的红军干部,因倒卖两担军粮,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令害群之马闻风丧胆。

绝大多数苏区干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带干粮去办公,穿着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传颂一时;“真心实意为群众,柴米油盐都想到,问寒问暖情义重”,蔚然成风。中央党政机关率先垂范,11个部委二成多冗员、重费被核减,丁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天只发油盐钱三分,食米半斤。在前方战事吃紧、粮食供应最困难的非常时期,后方非战王卜人员半干半稀只吃两顿饭。有一阵子,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吃饭时总是躲在一边,有人怀疑他瞒着大伙偷吃猪肉,气愤地跑过去一看,发现他吃的原来是红薯叶。

苏区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苏区群众也毫不含糊,纷纷慷慨解囊,硬是从牙缝里抠出粮食支援革命战争和苏维埃经济建设。而且,大部分群众卖粮不要钱、借谷不要还,主动退回政府发给的购粮款和借谷票。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应各地苏维埃与工农群众的请求,借谷20万担,推销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1934年,中央苏区分三次借谷104万担,其中“中央苏区的乌克兰”——宁化县群众借谷七万余担,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红都”瑞金群众从中共建政到北上转移,历年间借谷25万担,认购公债68万元,其他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红军官兵步调一致,苏区干群上下一心,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顽强地与国民党南京政府抗衡了数年之久。直到洋顾问李德瞎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主力并未伤筋动骨,依然能够从容撤退。

选自《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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