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9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皇帝眼看京城保不住了,匆忙带着后妃近臣逃往热河行宫。出逃之前,咸丰皇帝做了两项安排:一是让恭亲王奕留守北京,代表清政府与洋人议和;二是命湘军统帅曾国藩火速派兵进京勤王。此时的曾国藩远在安徽祁门,正指挥部队与太平军殊死作战,接到这份十万火急的谕旨,顿时左右为难。
第二次鸦片战争从1856年底开始,清政府与洋人打打谈谈,战争时断时续。到了1860年8月,英法联军从天津上岸,很快兵临北京城下。咸丰皇帝采纳大臣胜保的建议,在给曾国藩的谕旨中明确交代:要他派鲍超领精兵数千,即日启程赴京,交由胜保全权指挥。
接到谕旨,曾国藩不由得眉头紧锁,既为国运担忧,又为是否派兵举棋不定。此时湘军与太平军激战正酣,正处于被动局面,自己的兵力都不够用,倘若再将精锐抽走,恐怕不战自败。何况谕旨发出时,洋人已打到了北京城郊,此时从千里之外调兵,远水也救不了近火,咸丰皇帝显然是吓昏了头。
除此之外,这道谕旨还隐藏着胜保的阴谋。胜保出身满洲镶白旗,这些年也在领兵与太平军作战,却总吃败仗,因此得了个“败保”的外号。此人打仗不行,玩弄权术却是行家里手,此次又想借护驾之名,将曾国藩的爱将鲍超夺为己有。鲍超作战勇猛,屡立战功,曾国藩当然舍不得放他走,同时也是出于现实考虑。湘军虽然骁勇善战,对付太平军还行,倘若与武器装备先进的洋人开战,则必败无疑,与其派出去给洋人当炮灰,还不如保存实力,全力对付太平军。
基于以上考虑,于公于私,曾国藩都觉得不能派兵北上。但是皇帝有难,身为臣子岂能袖手旁观,万一皇帝震怒,抗旨的罪名足以让他杀头灭门。就算皇帝宽宏大量,将来不给他穿小鞋,此时外族入侵国难当头,他拒不出兵,也无法向社会舆论交代,弄不好要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曾国藩面临两难选择,既不能公然拒绝顶头上司,又不敢贸然出兵,着实大伤脑筋。
就在曾国藩左右为难时,幕僚帮他出了个主意。
曾国藩大喜,马上给咸丰皇帝写了一封奏折,大意是说:“皇上点名要鲍超进京勤王,本来应该让他立即出发,考虑到皇上的安全事关重大,不能有丝毫闪失,而鲍超职位太低能力有限,派他去我实在放心不下。我和胡林翼都想亲自领兵北上,准备以死报效皇上厚恩,但是我们两个不能同去,必须留下一人指挥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所以请皇上在我和胡林翼之间指派一人进京。圣旨到时,立刻发兵。”胡林翼时任湖北巡抚,也是湘军重要首领之一。
咸丰皇帝接到这封奏折,恐怕要感动得落泪了,患难见真情啊。表面上看,曾国藩对进京勤王万分重视,实际是缓兵之计。那时没有现代化的通讯技术,更不会有火车、飞机,最快的交通工具就是马。所以清政府沿途设驿站传递公文,即使是最紧急的作战命令,也只能靠快马传递。北京到安徽祁门路途遥远,即使是最快的马,也要走十几天才能到达。
咸丰皇帝的上谕是9月25日发出的,曾国藩10月9日才收到,路上走了将近半个月。曾国藩接到上谕后,又慢慢“研究”了10天之后,才给皇帝发去奏折,请示派谁进京。半个月后,皇帝才能接到奏折,再把谕旨传回曾国藩,又要花半个月时间。凭以往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曾国藩料定,中间隔这么长一段时间,清政府早就跟洋人议和成功了,到那时进京勤王自然成了空话。
果然不出所料,11月中旬,曾国藩接到咸丰皇帝上谕:议和成功,不必派兵北上。
选自《报刊精萃》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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