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在那个载入史册的1976年4月5日,这首小诗被贴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北面,成为当时的“001号反革命案件”,作者被全国通缉。
王立山在30多年后谈起往事,言语平静:“我的这首诗是‘四五运动’千百万首诗词中的一首,它和所有诗词一样,反映了当时民众的政治认识、意愿、情绪和呼声。我只是当中的一员。”
文具店里买笔墨
邮局台子上十几首诗一气呵成
1976年4月5日,那天在王立山的印象中天气不错,微寒的空气中已经能嗅到春天的气息。
他早早起床,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往天安门广场奔去,怀里揣着他前天晚上用镜框裱好的悼念总理的诗歌。这几天他一直在感冒,本来打算清明节去天安门的,可是却病倒了,只好赶在5日一大早才出了门。
20分钟不到,王立山已经一溜烟从家到了广场。
比起前一天清明节,5日当天人少了很多,广场上显得有些空旷。因为就在前一晚,在江青的坚持下,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被清理。
王立山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恭恭敬敬地将裱好的诗放在碑座前,觉得还应该再插上一朵小白花,他骑车去了王府井。等好不容易买回来,已经是下午两三点了。他却发现自己放置的诗已经不翼而飞。
愤怒的王立山不甘心,他想今天必须把自己写的诗全部贴出来,十几首已经创作成型的诗词在他脑子里盘旋。前几天卧病在家,灵感如泉涌,长久以来的愤懑和压抑终于找到了出口,王立山在家中挥毫泼墨,想到一首就立马写在纸上,挂在墙上。
《扬眉剑出鞘》就是他在一天骑自行车从家去复兴医院的路上即兴创作的。“‘欲悲闻鬼叫’是第一句钻进我脑袋的,我当时想,用鬼来比喻,是合适的。‘我哭豺狼笑’用了一个对比,当时脑子里还在想豺狼是怎么笑的。大概就是在骑自行车一来一回的路上就有了这首诗,”王立山回忆道,“‘扬眉剑出鞘’这句诗其实是有来源的,李白曾在诗中写道:‘抚长剑,一扬眉。’李白那句加了注,也是从前人那里引来的。”
下定决心当天要献出所有的诗,王立山正考虑去前门文具店买笔墨时,广场上已经开始广播了:“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王立山走到广场前门出口时,天安门广场已经开始只让出不让进了,他顾不得想太多了,一咬牙“出去了再说”。
他奔向前门大街,在文具店里买了笔墨、纸张和糨糊,又钻进一家邮局,趴在台子上,凭着记忆,奋笔疾书,十几首诗一气呵成。“我还记得那些纸张就是普通的白纸,不到A4这么大。”当他急忙赶回广场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天安门广场完全不让进了。
他和一些群众从胡同里面绕行,穿到了广场里头,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王立山赶紧朝人民英雄纪念碑走去,一群学生围了上来,他把诗歌和糨糊散给学生,他们一一认真地贴在纪念碑上,《扬眉剑出鞘》正好贴在正北面。王立山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人们激动地朗诵着他的作品,舍不得离开。
一直逗留到十点多,广场上人流慢慢散去,王立山才从天安门坐公共汽车回家。大概就在王立山离开后不到一小时,民兵便开始进场“清理”。
为避迫害远赴山西
平时尽量不写字
4月7日,姚文元组织人马,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和《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撰写所谓现场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颠倒是非,对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正义行动肆意诬蔑。
当晚,广播电台里也报道了被歪曲、被颠倒了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王立山的这首诗被当作重要“罪证”加以引用。当时一家人正在吃饭,突然听到自己写的诗从广播里传出,王立山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他默默起身走到过道里。母亲见他神色异样,早已猜到了八分,王立山告诉母亲和大哥这首诗是他写的。
事关重大,形势危急。“这件事对我和我的家庭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王立山说,“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我父亲被万里重新起用,派往太原铁路局,我父亲坚决执行邓小平的治理整顿路线。当时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正在遭到批斗。我要是出事了,我的父母肯定会遭到迫害。”
母亲和大哥马上询问王立山有没有人跟踪,现场有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他细细回想,诗是学生给贴的,有人拍照也没用;肯定没有被跟踪;但自行车被扔在了广场,还有那个裱诗的镜框是自己从兵团带回来的,以前装着自己的奖状,庆幸的是奖状拿出来了。大家分析了每一个细节,认为从现场遗留物来看问题不大,整个过程中他也没有与任何人交谈过,唯一的线索就是查笔迹,于是母亲和大哥果断决定,马上去山西报到上班。为了减少麻烦,母亲还特地让他戴了一副黑边眼镜,于9日清晨离开了北京。
“四人帮”为了搜捕天安门诗抄的作者,专门印发了大本影印件,其中把《扬眉剑出鞘》列为头号反革命案件在北京花大力气搜捕,据说已通缉全国。形势危急,大哥专程赴晋,嘱咐他不能有半点大意,平时尽可能不写字,万不得已要写,也要使用歪歪扭扭的字体。
从“反革命001号案”到炙手可热的青年楷模
直到“四人帮”倒台,他们也没能抓到“反革命001号案”的“肇事者”王立山,原本这个秘密可以永远保守下去,但历史也充满着各种偶然。1978年政治环境好转,王立山在某次家庭聚会中谈到《扬眉剑出鞘》是他写的。结果这一“内部消息”被二哥在一次旅途中无意中透露给了正好坐在旁边的中青报记者李海燕。记者迅速赶往山西寻找王立山,于是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报道。
1978年11月11日,就在“四五运动”正式平反前夕,《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整版的《天安门诗抄》作者创作笔谈,其中一篇署名王立山的文章,这件事情在当时影响很大。1979年4月5日,四五运动三周年之际,《中国青年报》再接再厉,发表了长篇人物通讯《扬眉干“四化”》并撰写社论号召广大青年做“王立山式”的突击手。
跟许多同龄人一样,王立山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7岁作为一名北京知青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五团八连机务排,成为一名拖拉机手。
1976年清明节全国人民悼念周总理期间,王立山刚从工作了6年的黑龙江建设兵团回到北京,准备要去山西工作。1976年,他开始在山西上班,在太原铁路部门做汽车修理工。1985年回北京在台湾饭店、北京新速公司等单位做业务管理工作。1987年经自学高考,获北京大学颁发的法律专业毕业证书。
选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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