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盗墓者横行。许多手中握有兵权、独霸一方的大小军阀们都纷纷加入盗墓的行列。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的事件已被史学家记入史册。不过，早在他东陵盗宝前一年多，便已发生过同样是由军阀导演的一起特大掘墓盗宝案——斗鸡台盗宝案。
一心想发“死人财”
20世纪20年代末，在陕西宝鸡地区斗鸡台盗宝案的主谋者和指使人是党玉琨。
党玉琨是陕西富平人，又名党毓坤。因其走路时一只腿跛，故被当地人称为“党拐子”。据说，党玉琨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四处游荡，曾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经受了古董商的熏陶和点拨，见过不少古文物。久而久之，便成为此中行家。他特别善于识别铜器，真品赝品一看之下便知分晓。
后来，一向极不安分的党玉琨弃商从戎，先是投到了盘踞在陕西凤翔一带的地方军阀、靖国军首领郭坚部下当小头目，历任排、连、营、团长。因他十分精于钻营之道，懂得怎样投上司的喜好，所以较受郭坚的赏识。但好景不长，1921年8月，冯玉祥整肃陕西军阀，郭坚因不服管束而被西北军打死，郭的部下李寺被冯玉祥委任为该军头领，带兵驻守凤翔。
党玉琨失去靠山，只得率一部分残兵败将逃到陕西醴泉县驻扎。不久，李寺奉命东调，留守凤翔的地方军队之间互相勾心斗角，四分五裂。于是，党玉琨便乘虚而入，于1926年2月率部再度回转凤翔。为了壮大声势、显示威风，他就自封为“师长”，号称“司令”。
不过，一心想称王称霸的党玉琨心里明白，名号都是虚的，钱财才是打造实力、扩张势力的真正基础。但在国困民乏的民国年间，国民政府根本无力支付他们的军饷，仅仅凭借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也很难达到目的，故而，还必须另辟蹊径，广开财源才行。
当时霸占一方的大小军阀，有不少就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打起了死人的主意，居然挖地三尺掘墓盗宝。而素有“古董癖”的党玉琨自然也很知道文物的重大价值，明白古董的实际用处。他常对手下人说：“古董为天下之贵宝，价值连城，以之馈赠，可讨对方欢心，换得特别重大的人情；以之出售，可换回自立为王、独霸天下的枪械弹药。”
所以，党玉琨先在凤翔城内开设了“宝兴城”钱庄，企图借此垄断金融、聚敛军资，后来，他干脆勾结地方上有名的古董商张九太，在今凤翔县的灵山、宝鸡市的竹园沟一带大肆挖掘古墓，多方搜觅文物，以充军饷。
价值难估量的斗鸡台
胃口渐大的党玉琨，从和他常来常往的一些古董商的口中得知，宝鸡斗鸡台一带常常有文物出土，遂开始把盗宝的目标集中在了斗鸡台的戴家湾。
陕西宝鸡，在唐代以前叫陈仓，这里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也是周、秦文化的摇篮。而斗鸡台地区，位于宝鸡市东约7公里处，北依渭北平原，南临渭河，历史上称为“陈仓北阪城”。
在这个地区内，有个名叫戴家湾的自然小村，村北有一条上起贾村塬、南迄渭河，深十多丈、长七八里的戴家沟。据《史记》记载，秦国的秦文公、秦宪公的墓葬就在此地。早在清代末年，这里就出土过重要的青铜文物。当地人常常看到.每逢大雨、大水冲刷之后，便有很多古代文物暴露于土崖边或田土中，其中不乏上等佳品。人们虽不识其朝代、名称，但都知道那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宝贝，因而便称之为“宝”。
可是，党玉琨到此处挖宝却害苦了斗鸡台地区及其附近的百姓。
被党玉琨委任为盗宝总指挥的贺玉堂，为了加快挖宝进度，强制斗鸡台附近80多个自然村的民工给他干活，高峰时一天可达1000余人。有一个被抓来挖宝的民工，说了几句牢骚话，立即就被活剥，其状惨不忍睹。而贺玉堂找的监工头目也是残酷无情，整天手拿皮鞭，紧密监视。如有点卯不到的，不是用皮鞭猛力抽打，就是罚其头顶砖而跪；挖宝动作缓慢，或因头疼脑热而一时动作不力的，就被抽打得头破血流。
就这样，从1927年秋天到1928年7月，短短8个月中，戴家沟连同两侧的良田被翻了个底朝天，挖出来的土把偌大的一条深沟也填平了，各种珍贵文物一个一个被翻了上来。其中，青铜器就有好多种，比如乌纹方鼎、扁足鼎、兽面纹尊等。
不仅如此，他们还曾挖到过一个难得一见的大墓，撇去里面丰富的随葬器物不说，单是墓壁上的壁画，就相当震撼。画面皆由朱红色绘成，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画的是在连绵重叠的大山脚下，有一群羊，在大路旁边放有陶鬲、陶罐；第二部分为群牛，牛有卧有立，牛群中有一人。牛羊头都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眼睛极为有神。除了牛羊，画面上在大路旁还画有生活用具等，很有可能是当时秦人游牧生活的写照。
宝贝被人“截胡”
党玉琨在宝鸡大肆盗宝，聚敛财物，势力逐渐扩大，很快引起了冯玉祥的注意。1928年5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命令宋哲元率部3万人马，围剿凤翔城。
宋哲元领命出征凤翔，猛攻了两个月竟没能攻破，不得不又增兵3万多人，采用爆破手段炸开城池作为突破口，才终于攻克了党军的防线，党玉琨在凤翔东城墙下被击毙，其所部官兵被全部资遣。
党玉琨盗墓所获的宝物，一部分放在他卧室的万宝架上，另一部分放在他二姨太张彩霞的居室，大部分重要的器皿则藏放于一个秘密库房里由卫兵看守。党玉琨全军覆没后，这些宝物全部落到宋哲元的手中。
1928年9月，宋哲元将所获珍宝令军法处长萧振瀛带兵悉数押送至西安军部。此后，这批十分珍贵的宝物便开始了戏剧性的流转和散失。
宋哲元将珍宝一部分送给了上司冯玉祥。冯玉祥所得的水鼎，全国解放后由其夫人李德全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余归宋哲元所有的大部分珍宝，由其小老婆和当时赴天津任市长的萧振瀛带到了天津，存放在英租界的宋哲元家中。后来，通过天津的古董商将其中一部分卖给了外国人。
据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未治在《东方学纪要》一书披露，党玉琨所盗得宝鸡斗鸡台的珍贵文物，实际上大部分是由宋哲元及其手下萧振瀛运抵天津后才开始流失出去的──包括现在在美国、日本、英国及香港的宝鸡斗鸡台珍宝，大多都是由此而流失海外的。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对这批文物做鉴定时，薛崇勋是个有心人，他曾经用墨汁拓了数十张纸的铭文拓片。铭文大都在1至3字，最多的十几个字。当宋哲元调离西安时，这批文物照片和珍贵的拓片资料可能没被带走，后来被一位农民在西北关发现。此时，这些珍贵的资料已经装订成了5本册子，并且像字帖一样经过装裱。
1945年，西安的刘国安偶然在西安市北大街破烂市上购得这5本册子，当时，这5本照片册上已经有了书法家刘自椟先生题的“右辅环宝留珍”字样。后经薛崇勋辨认，正是当年的拓片。
选自《报刊精萃》20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