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替蒋介石背“卖国黑锅”最多？：
1933年长城抗战，以中国军队失利告终。随后，日军进逼华北，平津危急。国民政府的应对之策，乃是由政治家黄郛出面，与日人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协定虽被中方努力局限在"停战"范畴，未曾涉及主权谈判，但实际上已对中国主权造成严重损害。诚如日本史家江口圭一所总结：1、长城以南设置了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方虽不承认伪满洲国，但依协定，"中国方面便不再能够触及长城线，......便只有放弃以实力解放满洲国的念头。"2、"非武装地带"禁止中国军队进入，但允许日军"随时以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实际上意味着日本方面"确保了新的侵略活动，即分裂华北的活动、内蒙的活动的据点。"①
黄郛(1880-1936)当然，协定也有另一层"积极意义"。江口圭一认为：该协定签署后，"柳条湖事件以来无止境地扩大开来的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便暂告停止。日中两国正规军之间的交战，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前未再发生。"②中国史家吴相湘也认为："历史事实证明黄的忍辱负重所争取的四年宝贵时光，对于中国现代史实在非常重要。因为全国朝野就是利用这四年时光奠定了八年抗战的精神和物质基础！"③
虽则如此，《塘沽协定》终是国耻。故黄郛顿成举国舆论抨击之对象，激愤者且目之为"汉奸"，欲杀之而后快。然吴相湘却评价黄郛其人，乃"民国最有担当的政治家"；黄氏去世后，国民政府亦先后两次予以特别表彰，抗战胜利之际，更赞誉其"不避险阻，力任艰难，隐忍求全，用纾祸变，心孤事苦，尤人所难。"④实可谓：国人多欲杀之，当局尤欲褒之。
蒋介石寄望于黄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对于此种反差，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有着极深刻、到位的理解。王氏在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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