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我婆婆说，是开了光的，镇邪呢。
开了光，镇邪？我听不明白。
给，拿去耍吧。他说。
麻钱是铜的，圆中有方方正正的孔，光光亮亮的，显出四个辩不清的字。我接了想问他：啥叫开了光，怎么就镇邪呢。他却说：
我不能耽搁了，你也快回吧。
转身埋头拉了车子，戴着破草帽走了。
我光着伤脚，捏着那枚麻钱，提着一只鞋，望着他往杨家围墙那边走远了，才回的村。
那枚麻钱，我没往脖项上挂，解去了线绳绳，压在枕头下。觉得不保险，又装进黑漆的小木匣子，搁壁上的窑窝里。却忍不住拿出来看，看了趁兴，装衣兜里，好在伙伴们面前显摆。
仲元看了麻钱，稀罕得很，拿手里啧啧着，不想还我了。我一把夺了过来。他就明打明地缠我，非叫给他不可。我不给他，他就叫我赔他的书。
他曾借给我一本怎样吹笛子的书，定价两毛六，不知咋地让我弄丢了。凭我俩的关系，事情已过去了。可这会儿不给他麻钱，他叫我赔他的书。
我硬是在开学后，从家里给的早点钱里，每天省下一分二分，赔够了他的书钱。就这仲元仍不罢休，又向我扯皮说：书钱是赔够了，可你照着书，学了吹笛子呀。我拗不过他，拿我妈染指甲的指甲花汁液，蘸在麻钱上，寻出糊窗户剩下的粉莲纸，裁下巴掌大的一片，拓麻钱的红印儿。一正一反两个面都拓了，给了仲元，才了结了这事。
时间长了，对麻钱的兴趣淡了，见村里女娃爱踢的毽子里，用麻钱做底儿的最好。就给了我妹子，叫她做了毽子。那是一只活公鸡毛做的毽子，颜色鲜艳，底儿因了裹的麻钱，不轻飘，妹子有了它，宝贝似的，踢得很高兴。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年逾知天命的我，把大半人生经历的许多事都淡忘了。少年的回忆，却像高象素的荧幕，越来越清晰。我曾忙中偷闲长途跋涉，独自去小时客居过的那个村造访。悄悄来到异常熟悉的村子，默默地徜徉、徘徊、留连了半日。在原先的村头，现在挂天下第一碗名牌的馆子里，吃了一碗羊肉泡馍，离开了。
村北那条百米宽的道路还在，两条马路之间宽阔的绿化带，如今已树木葱茏花草茂盛，成了市民休闲的场所。村里早先前后村道的布局，彻底改观了面貌。一排排瓦顶土墙的瓦房，消失净尽了。一座座门楼、类堆，一棵棵槐树、榆树，村外的涝池、菜地，天上飞的鸦雀、老鹰，都没踪影儿了。甚至连村名都改了，成了什么城中村。社区里成片矗立起许多高楼大厦，草坪和花圃，栽修剪整洁的花木，人们在蹓狗或给笼养鸟放风。道路都硬化成水泥的，人行道铺有彩色磁砖。熙熙攘攘的超市、饭馆、干洗店、音像店、健美瑜伽房、足浴洗头房之类，门脸都装修得特别现代。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大都说普通话，少数说土语方言的，咬音却变了调。听说连庆从石油学院毕业后，去玉门和大庆开采过石油，后来患上肝癌，已去世多年了。高中毕业后走南闯北的仲元，回市里在博物馆安宁工作了几年，又辞职下海了，现已不知去向。少年伙伴的现况，踏破铁鞋无觅处。
变化不大的，是我在装修新潮的泡馍馆里，掰碎了两个坨坨馍烩了，吃的那一老碗羊肉泡馍。风味依旧，还算正宗。余香满口站在泡馍馆外，燕群似飞来一群学生，着校服骑自行车从面前闪过。注视中我伫立良久，心中感慨万千。
一天，老伴上街了，我独自在家，正百无聊赖，门铃响了。叮咚声中，我以为女儿带外孙女来了，喜悦地问：
谁呀？
是我。随回答声，从猫眼看到的，是一张夸张变形的陌生胖脸。
你找谁呀？
我是仲元。
以为听错了，我又问：是谁？
是我，仲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