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英简历:
戴季英（1906—1997），男，湖北红安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领导黄麻起义，为重建后红25军第74师政治委员，1933年4月任军政委员兼74师政治委员；长征中任25军政治部主任、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后被开除党籍；1984年4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予以平反，恢复党籍和省级干部待遇；1997年11月29日在郑州病逝。
戴季英因何要杀刘志丹等人
1949年10月，戴季英为之奋斗20多年的新中国诞生了，他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当时，开封是河南省会；不过，他认为自己在挺进河南敌后时立下了丰功伟绩，应该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把手，并且倚老卖老、自我标榜。
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2月12日作出），在肯定戴季英“有过相当贡献”的同时，指出他的四大错误：“表现在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表现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与家长制统治”，“表现在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压制民主，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为严肃党的铁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戴季英的党籍”。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做结论时说道：“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
然而，戴季英在红四方面军掀起的“肃反”运动中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造成严重后果。郭家河战斗胜利后，中共鄂豫皖省委收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发来的指示，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说如今到处都是“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戴季英积极贯彻执行。对此，时任红25军副军长兼第74师师长的徐海东深恶痛绝，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有一次，戴季英把第74师主力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问不出口供时，戴季英叫警卫员拉出去杀了。徐海东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答：“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最终，49个人都被杀了。
在红25军攻打七里坪的战斗中，沈泽民狂热地提出：“现在内部反革命猖狂，我们一面围城，一面肃反。”于是，着名的“七里坪火线肃反”开始了。七里坪是距黄安县城15公里的大镇，住着敌十三师6000多人，周围修满了围墙、壕沟、碉堡，还布上了层层铁网和鹿砦。前方攻打七里坪，戴季英却在后方大“肃反”，很多干部和战士都被当做“改组派”、“第三党”、“AB团”给抓起来了。此时，饥饿、伤亡、“肃反”的恐怖，严重威胁着围攻七里坪的红军。然而，中共鄂豫皖省委却发出通告，批评一些领导人在“肃反”中思想右倾，严令“对武装中的肃反还要加紧”。就这样，戴季英在第74师的“肃反”更加扩大化了。
九间房事件，这是戴季英历史上的重大污点，为什么要避而不谈，反倒大谈所谓的第一次反围剿。
负责中共党史工作的原国家主席杨尚昆说：“红15军同杨虎城的部队打过一仗，抓到不少俘虏。把俘虏集中起来后，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并要共产党员站出来。结果，站出来不少人。15军团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的，把他们全杀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长张汉民。对这件事，杨虎城很有意见。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西安代表中央当面向杨说明情况，表示歉意，才消除了杨心里的疙瘩。中央到陕北后，汪锋和陕北其他一些干部也曾为这件事向中央告过状。但是，人已经死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追认他们为烈士。”（注100：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第160页）
张汉民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获得平反昭雪，承认其全部革命历史。然而，令人倍感不解的是长期以来红25军的主要负责人除徐海东外，都对此事采取了脱离客观实际的做法，他们始终没有在公开的出版物包括军史、回忆录中对“九间房事件”给予正面解读。此事件另一个恶果就是戴借机攻击迫害刘志丹。
在这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受左倾路线影响，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等竟然下令开展起所谓“肃反”，矛头直指红26军及其领导人刘志丹。一些人始则诬蔑刘志丹“右倾”，进而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最后干脆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初到陕北不熟悉情况的戴季英只能“奉命行事”。一时间，凡是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26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
9月下旬，戴季英等人秘密命令红15军团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刚好，那一天刘志丹因公去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递命令的通讯员。通讯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看完信后，表现得十分冷静，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他镇定地把那封信交还给通讯员：“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说完，他翻身上马，一路飞驰，奔向瓦窑堡。他一到瓦窑堡便被戴季英投入监狱，备受折磨，连他的战马也被押了起来。据说，审讯期间，戴季英屡次亲自动手用皮鞭狠抽刘志丹、高岗，还把刘带着5岁女孩的妻子投入了劳改队。很快，强加给刘志丹的“罪状”下来了：一是执行“富农路线”，指土改中，刘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二是“捎山主义”，指刘坚持农村割据，主张“有击更有游”，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轻易冒险攻打大城市；三是“投降主义”，指刘在统战工作中积极争取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中的一些人，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
戴季英具体错误
陕甘边苏区的战士和革命群众怎么也不相信，出生入死打出革命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会是“奸细”！红26军、红27军等西北方面红军甚至在猜疑，从外面来的红25军是不是白军？一些地区的群众听说他们的领袖刘志丹被捕，有上千户逃往白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一些县发生了“反水”现象，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眼看红军内部就要爆发冲突，错误“肃反”造成的后果正在毁灭西北苏区！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接管戴季英控制的保卫局。王、刘、贾出发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经过再三审查证明，那些“口供”，有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的，其余大都是戴季英等人搞逼、供、信所造成的假口供。于是，刘志丹得以出狱并恢复工作。随后，毛泽东严厉批判搞“肃反”的人害了“疯狂病”。在批评戴季英时，戴进行了辩解，周恩来怒斥：“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11月7日，中共中央举办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的宴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出席。11月30日，党中央决定处分负责肃反的戴季英、聂洪钧二人，撤销戴季英的职务，并给他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迫害刘志丹”，成为戴季英政治生涯上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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