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讲这段时，我哈哈直笑：“那个菜不是拔丝地瓜么，怎么，土豆也能挂浆啊？”母亲一瞪眼：“土豆怎么就挂不了浆！”她的目光柔和了下来，“小时候看人家孩子崩苞米花，馋得要命，咱家买不起苞米，你姥姥抓了一把黄豆，不也噼里啪啦给我们爆出花来了！”
她显然找到了怀想的状态，停不住了，音色俨然变成了那个扎小辫的少女，洪亮地模拟着：“都伸手，刮皮儿啊！”
伙计们七手八脚地把装土豆的麻袋拖出来。剥下的土豆皮子，散发着青涩的气息，满满一大盆土豆改头换面。灶房里的母亲早就迫不及待了。她戴上老师傅才能戴的大围裙，撸胳膊挽袖子，操起大勺就开始掂。白砂糖跳进油锅，熬成了油汪汪的糖浆，给光着身子的土豆块儿穿上了油晶晶的盛装。母亲手腕一抖，金亮金亮的土豆盛了上尖儿一盆。谁也没料到，天天收款的母亲还会这一手；谁也不知道，因我的姥爷无常早，姥姥常年做面案儿，没白没黑的，懂事的母亲8岁便登灶台，给一家6口人做饭。
母亲得意地说：“瞅瞅，丝挂上没？”
年轻的伙伴们眼睛都直了，密密地围了一圈，用筷子小心翼翼地挑着。出来了！出来了！浓稠的糖浆变成无数条金黄色的丝线，越抽越细，越拔越长，暗淡的小圆桌顿时金光耀眼。一个淘气的小伙子高叫着持续拉扯，一直拉到了2米开外，那线竟还没有断！大家兴奋地顾不上吃，冲着母亲鼓起掌来。沉闷的小店，迎来了最沸腾的时光。
谁承想，有人告密了。第二天，主任见油少了半瓶，脸拉得比茄子还长。他把大家集合起来，厉声厉色地吼道：“说，谁让你们做的！”
母亲一个箭步站出来：“跟他们没关系，是我做的！油是费了点儿，可是那些土豆做出来就吃了，不做出来，不也浪费了么！”那股犟劲，简直和当年的姥姥如出一辙。
主任眨了眨眼，把大家解散了，只留下母亲。不想，却改了和善的口吻说：“小尹子，把你调到后厨来，你乐意不乐意？”
母亲一愣。那年月，上灶是实打实的手艺活儿，都是摔打多年的老师傅在把持。前台的小青年，平常根本靠不上前。母亲才知道，自己偷做土豆的事，被马师傅知道了。这马师傅，可不是等闲之辈。人称老马太太，一口声壮气高的关里腔，小胳膊干瘦干瘦，一只手抓起大勺就哐哐掂起来，直掂得菜肴翻腾，火花高溅，再看大勺里的菜，竟同时炒了4份。她包饺子，两只手分别按剂子，一根擀面杖能擀出两张皮。店里店外，无人不佩服。顾客来了，见马师傅在灶上，就低低提示：“今儿咱点俩好菜。”若发现不是马师傅，而是蔡师傅，顾客宁可走掉，下次再来。
一身绝技，多年不传人，唯独相中了母亲。马师傅说，这小尹子干净利索，眼里有活，还闯世，老师傅不在敢动火，是块学菜的好料。
我常想，若是母亲当年得了马师傅的真传，往后自己开了店，一准名扬全城。可就是这个众人羡慕的差事，母亲竟把它谢绝了。那时候没有帮厨，肉料进来了，上灶的自己拾掇。母亲眼见过马师傅坐在小凳子上，面前是一大盆子的牛肚羊肚，血糊糊腥烘烘的一大堆，清清的一盆水那么快就变成了腥黄色。母亲一呕，连忙退了出来。而马师傅，也是好干净的老太太，洗起这肚子来，却是眉头都没有皱一皱。
回民常说，以水为净。再脏的东西，只要有了水，就能把它变干净。多少面孔也都这么洗出来了，多少颗心也都这么捧出来了，多少碗白白的羊汤，也都这么煮出来了。
蓝蓝的布幌子，带着伤怀的气息在风中渐渐静止。30多年后，当我意识到母亲并不经意的讲述中，除了诱人的美食外，还藏着那么多今世不再的品性与情谊。之后，我几乎是惊慌失措地奔跑在故乡，在那被世人常以粗野相论的新发屯，在那陡坡之下一洼开阔明亮的平地，寻找母亲青年时代坚守过的故地。然而，那老店的原址，已屹立起一幢写字楼，连街边新易的那处店面，也在街区改造中不知去处。
想起那碗我从未见过，但仿佛就在面前冒着腾腾热气、散发着浓浓肉香的奶白的羊汤，心中满是怅然。“你们的羊汤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不止一次冲动地追着母亲问，“没有增白剂，不加牛奶，甚至不用骨头熬，不用油煎——它怎么可能就那么白那么白？”
母亲沉沉地叹了口气：“这绝招我们谁也没有学下来，要问只能去问你马姥了，饭店的老人就剩她一位了。”马姥！我猛然一惊，母亲说的是马师傅啊，那个一只手把装着4份菜的大勺掂得火花高溅、把一堆堆牛肚羊肚洗得干干净净的老太太！眨眼之间，母亲竟同她当年一般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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