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彦伟
母亲那时刚返了城，她回到了朝思夜想的城市。
天光微明的清早，她把辫子的每根发丝梳理顺溜，脸上抹上香喷喷的雪花膏，穿好前夜洗了又洗的白制服，一路哼着“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啰喂”的小调，通身清香地出现在回民饭店的柜台前。
母亲那时是一名快乐的收款员。
饭店门口，顾客已排起了长队。母亲麻利地接过一张张被捏出了皱纹和汗湿的零钱，兑换成各色小票，看着他们心满意足地换来金黄蓬松的大馃子、豆香阵阵的浆子和起层无数的油盐烧饼。
太阳升起来了。花园街坡下，低矮的新发屯沐浴在白亮亮的光泽里。站了一个早晨的母亲，抻了抻腰背，细细地洗濯起双手。
中午饭口到了时，母亲又是一身洁白站在柜台前，身上无一星油斑。饥肠辘辘的顾客汹涌而至，店铺里涌动着酷夏一般的热流。
水爆肚、半斤蒸饺、两屉烧卖……翻来覆去就那么几样的菜，承载着远近百姓无比的痴迷。
点得最多的，算是羊汤。
东北饭馆的羊汤，都是心肝肚肺一类的余料。但就是这一碗杂碎，已然使食客情不能已。汤出锅时，白白的蒸气扑满了灶房，浓香漾到了大堂去。伙计忙活着，将乳白色的汤汁浇进一只只张着大口的青花瓷碗里，托盘一盛，晃晃悠悠就送上了桌。
我至今无法想象，一碗如牛奶一样白汪汪的羊汤，该是多么诱人！自幼及大，走南闯北，我所见过的羊汤，都是清汤清水，间或也有泛着乳黄色磷脂的，却从未见过牛奶一样白的。曾一再跟母亲确认：“真是牛奶一样白？”母亲一脸平静，说：“那是老辈的手艺。”
老饭馆，确有深不可测的手艺。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哈尔滨，国营或大集体的清真饭店屈指可数。自太平桥至秋林广阔的一片地界，唯有新发回民饭店这一家。绝活好几手，最有名的当属烧饼，层层带油盐。现在还有人说，真怀念那时于师傅打的油盐烧饼，不用就菜，干吃就能吃好几个。这于师傅，便是我的姥姥。据说姥姥做面案儿，100斤面必放8斤油，打出的饼子一般大小，比模子打得还圆。有质检人员来突袭，挨个过秤，次次赞不绝口，说这么好的烧饼，哈尔滨没有第二家。人一走，饭店主任就说：“于师傅，这几天少用点儿油吧。”耿直的姥姥不紧不慢地说：“他来我也用这些油，他不来我也用这些油，不就是这么要求的么！”
那时的回民饭店，要求半数以上员工须是回族。不单主任、上灶师傅，连端菜的服务员也得是，马虎不得。这根基大抵太牢了，母亲后来领着年幼的我下馆子，进门总是四下搜查，见里面有“都瓦”，才肯坐，再问主人贵姓。母亲追溯得愈多，我愈是觉得那个逝去的年代，神奇而遥远。
母亲说，那时要求服务员，不许戴戒指，不许抠鼻子挠耳朵，要勤剪指甲勤洗手（这似乎理所当然）。还有一条：端盘子，大拇指头要高高翘起来，不能碰到菜盘的沿儿上。那是多么贫瘠而粗糙的80年代初期啊，可清洁的习惯，被彻底地实践了。
每日打烊前，年轻的店员都要打扫卫生，不是抹抹桌子拖拖地了事，而是要蹲下来把每张木桌铁凳的牚儿，擦拭得一尘不染；水磨石地面上的白牙石子儿，要蹭得洁白如雪，光亮可鉴。母亲说她那时从没觉得是在擦公家的地，若哪里没擦到，就像自个儿身子没洗干净一样难受。小小的饭店就这么出了名。
突然有一天，主任要找母亲谈话。
母亲心说，完了。此前她刚闯了一桩祸。那是一个春天，长寒的大地复苏了，仓库里有一袋放了一冬的土豆，眼瞅就要发芽。有人说，扔了吧。母亲从小受姥姥的教育，认定浪费可耻，于是阻拦说：“别扔，我给你们做拔丝土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