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乱七八糟的都市里,我时常会想起关中平原的家。
在我生长的年代,家是父母用尽全力从土里拱出来的栖身之所。土墙瓦房,砖头和木头是叫人稀罕的玩意儿,甚至连牙膏皮包装纸都让人眼前一亮。在这样一个用粘黄土版筑起来的院子里,有土炕和土锅灶,日子便能过下去了。与土的间隔仅仅在炕上,用枕席把身体与泥土抹平的炕面隔开,若能就着煤油灯读一本没皮的小说,我就很有幸福感了。
全家人最珍视的宝贝是粮食,在上房顶楼上做成粮仓,四周用席子包起来,沿跟脚撒上老鼠药。夏秋两季,把队里分下来的麦子玉米一麻袋一麻袋吊到上头,吃粮时,再一斗斗提下来。院子里打了地窖,存放红薯和白萝卜,歉收年月,连玉米芯红薯秧子都要储存起来。大地是丰饶的,满地的收获却被国家一车车拉走,支援我们一辈子也见不着的“同志加兄弟”。
父亲在院子四角各种了一株泡桐,我负责每天浇水。
猪是最舒服的,每天在圈里哼哼着要吃的。偷偷饲养的几只母鸡,“咯咯咯咯”叫唤,带着下完蛋的骄傲,向主人邀功:再给一把米吃,明天还能为你下一只更大的蛋。
老鼠夜里出来,它们躲在厨房案板下,有的钻进风箱里,弄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我一跺脚,它们便安静了。
梧桐枝桠伸开,便有鸟驻足,不时掉下气味熏人的排泄物来。据说,屎掉到谁头上,谁就会有霉运,弄得谁也不敢往树阴里去。等鸟儿们的屎铺了一层,父亲才让我去把它们铲干净,倒到圈里,在树下重又铺上一层新土。
有一年,来了一对喜鹊,它们来回打量了上房屋檐几圈,决定筑巢安居。一家人面带喜色,好像要添新人一般,走路说话压低嗓门,生怕惊动了贵人。喜鹊夫妻叽叽喳喳,嘴里衔着从地里拣来的细枝,进进出出,仿佛一对心里盛满喜悦的可人儿。
家里也有神灵。母亲在上房东屋侍奉了神仙,香火常年不断。木刻的神灵,白天只是一堆杂乱的线条,到夜里便让我害怕。好多次,感觉他们有了生气,睁开眼,从墙上走出来,蹑手蹑脚朝我扑过来,甚至把手放到脖子上。
最欣喜的是薄暮时分。一家人坐在院子中央的石桌前,中间位置往往摆放一碟凉菜,凉拌胡萝卜或白萝卜丝,无非是浇一勺醋,放半勺辣椒。父亲坐北朝南之尊位,旁边会给母亲留出位置,我和妹妹弟弟们围坐其余三边。母亲把稀饭和馍挨个分发到大家手里,等父亲夹起一筷头菜后,我们才敢伸出筷子。很快,就响起“吸溜吸溜”的吞嚼声,因为食物单调,吞咽声也像民乐一般简单。粥稀馍碎,牙齿使不上劲,有时不免咬到舌头。
那时候无人说话,大家专注于滋味的品尝,生怕一张嘴,好味道就溜走了。因饥饿而来的幸福感,就在这无声的响动里。碗一定被舔得干干净净,如果谁有未吃饱的表示,母亲就从自己碗里倒一些,或者把手里的馍掰一块递过去。她总是最后一个吃,吃得很慢,现在想来,应该就是在等孩子们的呼唤。
饭后喂猪,我和大弟弟将猪食抬到猪圈里,还未倒进食槽,猪们就呼呼扑过来。中午放学回家,我会习惯地把手伸进鸡窝,一般会摸到一只蛋,运气好时会有两三枚。鸡蛋在手里热乎乎的,让我感到母鸡的辛劳。这些鸡蛋大都卖给了城里人,母亲只把那些品相欠佳的留下来,在谁过生日时煮熟卧到碗底下。
夜里,村子安静了。劳累一天的人和牲口都疲乏了。我们几个就着煤油灯,读读课文写写作业,就熄灯睡了。父母在上房里说些闲话,我们也听不出那些暗语似的句子,我们只管读书,一切都有他们安排。
胡思乱想着,迷迷糊糊沉入梦乡。起夜时,月色正好,父母的呼噜声有节奏地呼应着,好像眉户小戏里的男女对唱,让人踏实。
远处,从陇海线那边传来火车轮子与钢轨的摩擦声,“哐嘡哐嘡——哐嘡哐嘡”,那是天籁般的声音,长大了,我就被它带到远方,开始自己的生活。我们就像蒲公英的种子,期待被风吹走,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
高一那年的中秋节,看着圆润的月亮,我突然想家了。独自溜出绛帐高中的校门,沿高干渠往东疾走。河水激越,发出“咕咚咕咚”的欢叫声,我心里盛满了思念,一口气爬上了双庙坡。
月色里的村子,非常安详。家人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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