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在电话里听到母亲的声音了。
母亲虽然有些耳背,答非所问,但每次还是会接过电话悉数问过我以及我的妻子女儿的情况后,然后把电话再交给父亲。
和父亲一起聊聊家常,还是问问母亲的近况,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因为母亲从来都是说自己好好的,让我们别牵挂她,嘱咐我们在外注意身体,别感冒了。父亲几乎同是这样回答着:没事的,身体都没有问题,家里一切都很好的。
其实心里明明白白知道,他们身体就是撑不住,也是一样硬撑着说自己都很好的,怕让在外的我们分了心,耽误了工作。
这几次的电话里,一直没有听到母亲的声音。父亲不是说母亲出去串门了,就是说去代销部买东西了。看我有点怀疑有些担心着急,父亲最后没办法了,才说母亲感冒了,一直躺在床上,说躺几天,输点液就会好的。
母亲有眩晕症,要去镇里或者县城都没办法,一路上的眩晕会更加重了病情。时间长了,乡村的赤脚医生差不多能拿捏准母亲的病情,来到家里给输几天液,也就会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们对母亲生了病去住院的事逐渐不再多提。父亲这样说了,我也就释然了一些。
别说生病了坐车,就是平时住在县城里的哥哥家里有事,母亲去一次都会难受一路。有一次,哥哥用车再把母亲送回家来时,车行到半路上母亲就眩晕得很厉害,一路上走走停停,最后真不敢坐车了,车停在了路边。碰巧遇到了本村一个骑自行车赶集的人,哥哥是骑那人的自行车带着母亲回家来的。
因此,很多年,我们兄弟工作当兵在外,陆续都成了职员、军官,结了婚,有了自己的房子,无论我们兄弟曾在济南、潍坊、大连、沈阳、徐州、长春、南京等地,还是我和弟弟在北京定了居,颐和园就在推开北窗看得到的地方,父母亲都没有来过一次。
身体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父母亲不想给我们添丁点的麻烦。按说,他们培养我们兄弟长大成人,自己也到了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让子女照顾的时候了,但他们还是“固执”地住在乡村,自食其力地生活。
但是,我没想到这一回,母亲的病状比这更严重——大哥有一次回到家里看望父母,在家里接我的电话时,我问母亲是否输液了,大哥说,没有输液,现在就吃点药贴点膏药。他说过贴膏药的事就后悔不迭了,感到父亲极力隐瞒的事要泄露了。他知道父亲的脾性,能自己做的事坚决不告诉在外的儿女们,就还是把电话交给了父亲。
父亲见再也推脱不过,就说,你母亲到大街上走走时,不小心跌倒了。现在躺在床上快一个月了,没有伤到骨头,逐渐就要好起来了。
常言道,伤筋动骨一百天,更何况母亲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看来还是很严重的。我要回家去看望母亲,父亲坚持说,天这么冷,也接近年关了,单位事多,你们放心吧,家里我还是能应付的。
父亲要以怎样的毅力和坚强来照顾不能行动的卧床的母亲呵,毕竟他自己年纪也那么大了,前几年患过脑血栓,到现在手脚腰还留下了麻木的病症——几年前父亲患脑血栓时,他也是执意不让家人告诉我们,直到大半年后我回家探亲,看到苍老消瘦了许多的父亲,才知道父亲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心里不觉阵阵隐痛。
父亲是共和国的第一批义务兵,1955年开赴福建前线。尽管经历着相当的危险和考验,但在给家里写信时,他只字没提过那些让家人担心的事。奶奶独自支撑着一个家,也是从来不提家里的困难,深知在外的不容易。所以,父亲送我们兄弟陆续离开家参加工作或者参军,经常挂在嘴边写在信上的一句话就是“忠孝不能两全,报国不能顾家”。
父母亲也是这样恪守着他们的信条,几十年来,即便是奶奶去世等等变故,他们也从没有给我们拍过一次电报,免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兄弟四个,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在边防营盘里忠守职责、值班放哨。
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我想,就是因为有这样千千万万的“父母心”,才有我们的“天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