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山。”申老师面无表情。下山之后，朋友们在岔路分手，一个一个消失在单调的家门后，我和申老师同船坐渡轮。
他吸了一口气，忽然对我急促地说：“别信他的话，没有人自愿过独身生活。那是个多么无助多么孤寂的地狱呵！”
每逢星期六，他都要过海到一位老朋友家吃晚饭，喝几杯，这是他唯一的社会活动。偶尔在晚归的渡轮上遇见他，我会邀他到我临街的房间里喝杯咖啡。有时碰到父亲，父亲感激他在学问造诣上对女儿的济贫，搬出海外寄来的丹麦饼干、瑞士糖待客。不知是嫌俗礼太多，他又是不善虚应故事的人；还是老单身汉的警觉与崖岸自高，令他敛步。再邀请他，总是双手直摆，落荒而逃似的。
再有来家，也是白天，决不闲坐。给我一本手抄书目，逐栏以作者、国籍、译者、出版部门、出版年月分门别类。正色告我，这是一个大学中文本科生必修课目。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初中毕业生嘻嘻一笑，提起红笔一一勾去：“这些我都已读完。”居然忘记其中有些书正是来自他冒险抢救出来的秘藏。书目上唯有一本书《九十九朵番瓜花》，至今没能读到。
唉，我还是没有修完大学中文课程。
不久后，有亲戚朋友从海外带进台湾版、香港版的《美国当代诗选》《英国当代诗选》，我总是在第一时间里和他分享。等他将书还回来时，多了一个硬壳笔记本，他把它们全抄下来了，我保存着他手抄的诗集，有米列的，有普拉斯的，字迹一丝不苟，有如他本人。
是什么时候他的书库突然对我全面封锁，是我调到省城当那个劳什子专业作家之后么？还是我那些青年朋友，日久生怠，纪律松懈，没有及时还书，且有转借的蛛丝马迹。更糟的是有几个朋友已背弃文学小打小闹先小富起来，然后大红大发直追大款。难道这些都该由我负责吗？
忽然每个人都忙起来，除了他。
无缘由的疏远命定地落在我们中间，稀薄然而沉重。我和他不无悲哀地盯着这层撩不开的帷幕，很默契地退后。
他曾经说过：做朋友也是讲缘分的，有季节性的，谁也勉强不来。
年，在热带风暴来临之前的夏夜里，有人沿着小巷来我家，一路气急败坏地哑声大呼：“申老师在郊镇住院，请你明天去看他。”
深知非到迫不得已，他决不会请人叫我去。次日我偕丈夫在烈日的炙烤下，找到他栖身的那家小医院。
他充满歉意地解释说，取消我的借书资格是因为出版已经开禁，应当刺激我们为自己买书。仿佛不说明这点，他不能心安。我再三解释我从未介意过还深为感激，因为他的断粮措施，我发奋购了数千册书等等。
将近20年过去，他的头发当已斑白，脸上必有皱纹累累。然而无论我多么努力，我仍不能忆起那天他的面容他的声音，在告别的对视中，我和他说了什么话。或许，根本就没说过话？
却记得怔忡之间，由于丈夫的提醒，我取出我刚出版的一本诗集和一本散文集，轻轻放在他的枕边。
我们走后刚过午，他大咯血，无语而去了。
风暴接踵而至。送他上山那天大雨倾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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