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婷
以“兄弟藏书”著称的申先生,是个神秘的传奇人物。
“文革”期间,红卫兵从他家抄出6大麻袋禁书付之一炬,他蹲在一边,主动拿根拨火棍,仔细把每一页纸片烧得干干净净,像闽南妇女烧冥纸那样虔诚认真。风闻事发之前,他已将部分珍品转移疏散,他自然矢口否认。
被饥荒逼急的我,说服一位熟人引见。
穿过几条短街僻巷,推开两扇剥蚀的镶铜椴木大门,进入半荒废的砖坪大院,视野顿时开阔起来。应声从半坍的小红楼里,走出一名矮小干瘦的男人。当时他还不到50岁,在我看来已经很老了,更甚于我的父亲。
探究地注视:你想要什么书?
能够的话,最好把托尔斯泰读完。《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
轻轻一笑:都看过几遍了,我想要《哈泽•姆拉特》。
明天来拿。
我目瞪口呆,没想到手续如此简单,比到居委会打一张外出证明更顺利。
次日我拿到的不是一本书,而是整包书。在他从衣柜深处拖出的旧报纸扎紧的书堆里,除了托翁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和《哈泽•姆拉特》外,还有波德莱尔的《恶之华掇英》和《洛尔迦诗选》。
部分书已蛀坏,布满黄色水渍。凡有缺损的地方,均用薄绵纸粘好,蝇头小楷一笔一画地补齐。我小心翼翼翻动这些脆弱的纸页,生怕大一点的风把它们分崩离析成蝶翅。
夜来香在窗下艳闻四播,一夜又一夜,我在不同的人生恣情泅渡,一层层蜕壳。有时遍体生凉,有时五腑俱焚,有时竟伏案痛哭。
久而久之,有朋友死皮赖脸加情真词切,想自己也曾为书丢魂失魄,遂网开一面。再三叮嘱:不许转借,不许外泄,不许损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继而更加变本加厉,居然把朋友书出借,虽然不是有求必应,起码也算和颜悦色。
试探着邀他周末和我们共去郊外野餐,不料他竟一口答应。
我们知道了他在一家早年垄断本城而今闻名于东南亚的《星岛日报》主编副刊。解放后一直失业,也曾拉过板车当短期的搬运工人,因体力不支,最终放弃了思想改造。凭海外老父定期接济,老父去世后是舅舅接替,每月定时侨汇100元,日常生活由姐姐照料,幸亏外甥个个恭顺体贴,如此等等。
秋天的阳光干燥铿锵,疏疏落落从相思树枝叶筛下,即兴挪动。他紧蹙一起的五官,时而沧桑萧瑟,时而冷酷阴郁;时而弓腰舔爪,如一只伺机而动的黑豹。
我们不知疲倦地唱歌,从《苏武牧羊》到《红河谷》。凡是我们会的他几乎全会,他所提到的很多歌曲我们面面相觑,那个时代,像《教我如何不想他》这种歌曲,简直有干民族存亡之大计。他绝对不让自己的声音落单,藏首匿尾,只在我们中间搅和。那天大家一无例外地在脸上晒出了日斑,嗓子全嘶哑了。有位叫阿西的朋友三分醉意地感慨:“独身生活多惬意,就像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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