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越
我天生就胖，刚刚十来岁时，走在街上，就有人窃窃私语：“嘿，那姑娘真够胖的呀！”习惯了那些灼热的目光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所有的人都看不见我，于是专门穿黑色和灰色的衣服，想把自己隐藏起来。
从首都师大中文系毕业后，我做了中学老师。我对异性的吸引力接近于零。有位老大姐劝我：“你该减肥了，要不都成老姑娘了。”我决定好好减肥。
我的减肥是一场闹剧。十个胖人里，有九个都是贪吃的。
也不知道减肥产品遇上美食后发生了何种奇妙的化学变化，过了一个月，我胖了两斤。
据说烟民多半胖不了，我连咳嗽带喷嚏地学会了抽烟。抽了一个月，又胖了三斤，我的月开支多出几百元。
听说喝红酒有助于减肥，我开始喝。一个月十瓶红酒都打不住，我酒量见长。
我紧急叫停了减肥计划，不得不想办法赚外快来支付那些额外的账单。电视台的朋友让我写点小品本子试试，这一试，就试出了名堂。我的第一个小品在《艺苑风景线》播出，导演、制片觉得还行，于是春节晚会的小品也让我写起来。
一次跟朋友去歌厅小坐，我见到一个女歌手在唱一首叫《雪域光芒》的歌，歌喉很美妙，可看看她本人，比我还胖。朋友说，那个歌手叫韩红，因为肥胖，没有歌舞团要她，只好在歌厅唱歌。那一刻，我觉得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的某根神经。她唱完，我点了个花篮送给她。不一会儿，韩红拿着一瓶啤酒过来谢我，说这是她唱歌以来收到的第一个花篮。我说：“我们都是重量级人物，迟早有一天，会在万众瞩目之下面对面……”
回家后，我觉得自己不能在中学里混吃等死了。胖，怎么了？我的斗志第一次熊熊燃烧起来！
那时，《半边天》栏目有个小板块叫《梦想成真》，拍摄一些女性在一天内实现梦想的过程。那些女性不是想当歌星就是想当模特儿。有人推荐说：“有个叫张越的胖女人想当厨子。”导演乐坏了，与我一拍即合。
我对美食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含情脉脉，让我的表演出尽风头。导演夸我的表演松弛且有灵性，问我是否愿意转行做主持人，愿意，当然愿意！胖怎么了？我就要做一个最好的胖主持人！
第一期节目，我就把韩红作为嘉宾请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录播间。我要让所有人看看，除了那些卖相好的歌手和主持人，还有我跟韩红这样卖相不佳但内秀的人物存在。
很多人说我主持节目有“江湖气”，但是效果非常不错。就这样，我在央视坐稳了位置。
事业上的成就给了我很足的底气。
我不再惧怕和别人在一起，穿大红大绿的衣服，做各种夸张的手势，用大嗓门说话。我一度醉心于此：在电视上到处露脸，今天谈做饭、明天说香水、后天侃就业、大后天聊女权主义……我觉得我有无穷的精力和创造力，无穷的体力。
后来，《三联生活周刊》的文章对我形象的混乱和四处露面表示了严重的质疑和批评。
我承认我那段时间是晕眩了——我以前是那么自卑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得意了，就觉得特别美。
有了这记警醒，我发现了自己的无聊与无趣，发现了从众的盲目与空虚。我开始远离喧哗浮躁的场景，用批评的眼光反省自己，审视声名与事业、人情与爱情、男人和女人，试着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内心感受与意见，慢慢地把性格锻炼成个性。
在流俗之后，我终于把自己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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