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亚的家看起来舒适但却显得贫穷。他们没有车，没有电话，没有热水供应，连最简单的室内卫生间也没有。但房间装饰得很好。桌子和凳子上都饰有褶状刺绣。一堵墙边放着两个架子，上面摆着几本书。在较低一点的那个架子的正中央，在一面镜子前，自豪地摆放着一对水晶花瓶。
索菲亚坐在我的旁边，用英语结结巴巴地给我讲述她悲惨的一生。
当说到她的妹妹、妹夫和他们的孩子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她忍不住哭出声来。她还有一个儿子，由于受到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所造成的核辐射的影响，在三年前去世了。
然而，在这些命运多舛的岁月，她对我们的那份感情一如既往地伴随着她。她告诉我，她每天都在为我的奶奶和母亲祈祷，从未间断。“每一天，每一天，”她说，“是的，甚至现在。”
过去的岁月也有让人感到欣慰的地方。儿子最近刚刚从建筑工程师这样一个令人骄傲的岗位上退休。儿媳妇当了30年的教师也已经离职。索菲亚在信中经常说起的心爱的女儿现在移居瑞士，连外孙女也快结婚了。
我向她谈起了我的家庭，拿出照片让她看。刚一说到拉蒙——我爷爷、奶奶的姓，索菲亚又一次哭了起来。“拉蒙夫人，”她抽抽噎噎地说，“拉蒙夫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她的声音变得很轻柔，仿佛陷入了一场梦境。
整个下午她都泪流不止。我们坐在一起说个不停。索菲亚睁大她那双已经哭红了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好像难以相信一样。我们是初次见面，但同时又是老朋友。我是奶奶和妈妈的使者，是她们的化身。那一天我所获得的爱是无功而受的，但我努力把索菲亚在我母亲心中的位置转移到我的心里。
离别是很艰难的。我把鲜花和我母亲的小礼品送给她——扇贝壳形状的粉红色肥皂和一些香味独特的洗发液。母亲还在一个信封里装了一些钱——“给我亲爱的索菲亚。”当我好不容易能够起身离去的时候，索菲亚双手捂住眼睛，站了起来，紧紧地将我搂住。
我已经从屋里走了出来，这时，她叫道：“等一下!”并且示意我回去。慢慢地，她取下一个花瓶。这是一个沙漏形状、做工精巧、边缘已经磨得失去光泽的水晶花瓶。“带给多蒂。”
“不。”我说。她所给的是她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拿着，”索菲亚说，“带给多蒂。”
回国之后，我去看望母亲。我拿出我拍的索菲亚和她家人的照片让她看，同时把那只水晶花瓶交给她。母亲用颤抖的双手接过花瓶，禁不住潸然泪下。
如今母亲和索菲亚都已是风烛残年，身体虚弱。母亲今年77岁，索菲亚98岁。虽然天遥地远，但感情的纽带却一直把她们紧紧相连。我想，对于这样一种爱，任何语言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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