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杰
有人称我为香港第一才子?那实在是一个玩笑。现代的香港并不是一个出才子的地方。中国传统对才子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要懂得琴棋书画、尽得风流,能当官、会享受生活,懂得游山玩水、识得收藏、有生活品位、认识人生……不胜枚举。才子应该悠闲一点,不用为柴米油盐担忧;才子应该富裕一点,但是又不必富可敌国,才子要有盎然古风,天文地理历史科学什么都能侃;才子的诞生更要有文化的氛围和气场,而如今这一切已经荡然无存。
20年前的香港有诞生才子的氛围与土壤,那时候我们的生活中有着一点点民国氛围末梢处的记忆——比如人们来往的书信,都用一点文言;人与人之间打交道,都懂得一些尊卑的礼貌,女人和男人之间交往,总是显得那么端庄……中国文化的精要就是分寸感,分寸感让我们过去的生活妥帖而舒服。
我父母一直在《大公报》工作,与我家来往的一些人都是民国时期的老报人,他们或许有堪称才子的气质,下笔有神,口若悬河,他们也许没有才子的风流倜傥,略微拘谨而木讷,他们与现在的媒体人相比显得那么老实、有爱国热情而重情义。
当时大家都是小康之家,住在港式的那种四层楼房子里面,冬暖夏凉,感觉那种房子和广州西关的旧房子一样。他们中有的是汤恩伯的部下,有人与梅兰芳有交情,有人是徐志摩的同学,大家在一起谈起过往,民国遗事是一段活生生的有生活味道也有画面感的历史,那就是我所说的氛围与气场,我觉得还好,我在那样的氛围中活过一点点。
英国世界观
在英国留学,在BBC工作,那段时间可以说培养了我的世界观。在BBC的平台上,有几十种语言在交汇,视野非常广阔。朋友同事之间的交流非常丰富。BBC的特点是不偏激,不猎奇,不追求独家新闻,只追求最准确的新闻。它有自己的传播哲学,而这套传播哲学与英国的科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历史”学科,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英国都属于文科,但是英国把“历史”作为一个科学来研究。通常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剔除很多情绪判断,不用形容词,故意不批判或者赞扬,只是客观地列出事实证据,让读者看过自己有个结论。
香港与英国相比,虽然香港人做生意精明可圈可点,但是香港这个地方永远不能成为领导者、创造者、开拓者,而英国可以。原来不懂香港,觉得这是一个不中不西的地方。后来在英国念国际关系专业,看了很多英国人写的如何管理东印度公司,如何管理东南亚的书,才发现这是有渊源的。
英国人真是人类学家,他们从人类学、历史、文化、宗教的角度来分析自己的管理方法,他们对香港和印度实施的殖民地的教育完全不同的,英国人让香港人学英文只要学到够做生意的程度就够了,不需要你思考或者用英文来欣赏它的文学的妙处。但对印度不同,英国人想殖民的是印度人的“骨髓精神”,因此现在出了一些优秀的英语作家是印度人,比如我到印度同学家喝下午茶,看到的是全套的维多利亚式的排场,比英国还英国。印度有6000年文化历史,地方博大,因此英国要培养一个精英阶层,比英国人还英国人,去间接控制印度。当时连文官队伍才6000的英国人,控制着3亿人口,有300年时间统治印度,这期间是有很多学问可以玩味的。
专栏标准
专栏是香港报纸的一大特色,而我写了10年的专栏,天天写。
专栏三成是为自我满足而写的,每天的专栏就是一个表演的小舞台。在舞台上表演,当然要入戏,不然比较假而无趣,但同时也要投入有限,要做到既要忠于自己也要面对这个社会,这个比例可以是三七、五五或者八二,总之维持一个合理的比例。专栏当然不是个人日记体般的表达,所以写的时候没必要把一切都挖出来,掏心掏肺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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