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势必会闹出许多笑话。比如在酒吧里，纳什喜欢一个美女，不知道如何上前搭讪，一番踌躇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对她说：“我不知道到底应该说些什么，才能促使你和我进洞房。我们能不能假设我已经说过了那些话，直接发展到进洞房？”
这样跟初次见面的姑娘套近乎，结局当然会很惨。纳什说自己跟人交流更倾向于直接，可他总是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结果。那一次，纳什就收获了一记耳光。
在纳什遇到自己的爱人时，他是这样表白的：“我觉得你很有魅力。你对我的主动，说明你也有同感。尽管如此，传统的交流方式需要我们在洞房之前进行数次柏拉图式的交流。我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但事实上，我真正想做的只是尽快和你结婚。你现在该扇我耳光了吧？”
科学大咖们总是这样酷！这一次的结果是，对方与他热烈亲吻。所以换一个角度来看，纳什如此直接的表白是最勇敢也最高明的调情。
费曼先生一向特立独行，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同事维斯可夫和他打了个10美元的赌，说费曼会走上某个领导岗位，但费曼1976年拿到了那10美元。他几乎从不参与加州理工学院的任何行政工作，这是他保卫自己、创造自由的方式。他甚至连续5年辞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职务，只因为选举其他院士的责任会困扰他。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自由的获得并不是无缘无故。如果说科学家的思维更强大，是否可以说，那是因为他们懂得合理的取舍。他们知道什么东西对于自己的人生来说是最宝贵的，并且可以坚定地舍弃那些繁文缛节。费曼如此，纳什如此，美剧《生活大爆炸》中的“谢耳朵”不也是如此吗？
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干。他们稳妥安放内心的情感，只不过是为了集中注意力，去干其他更有趣的事。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也会被巨大的情感击中。
费曼在书中极少提及个人情感，全书都是嘻嘻哈哈的语调，只有一处例外。费曼的妻子阿莲得了绝症，他对此无能为力。当时他正为美国制造原子弹，只能在每个周末跑去医院探望阿莲，看她日惭憔悴，步向无可避免的死亡。
阿莲去世时，费曼没有任何悲伤的感觉，他觉得这对于她是最漫长痛苦后的解脱，而他自己也早已麻木。直到很久以后，他偶然在街边的橱窗里看到一套女装，下意识想到阿莲穿上该多好看啊。于是，巨大的悲伤突然袭来，他在大街上失声痛哭。
费曼生前做最后一次癌症手术时，医生告诉他，这次也许撑不过去了。他说：“如果是这样，拜托帮我把麻醉解除，让我处于清醒状态。”“为什么？”“我想知道生命终结时是什么感觉。”有了极度的探究欲，连自身的死亡都可以是一件兴致盎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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