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一个叫商酒务的小镇上度过的，那是一个产酒、产煤的地方。因为学校紧挨着铁路的缘故，我常常爬到楼顶上看那些运煤的火车，渴望有一天自己可以被路过的火车带到远方。
渴望去远方，大都是因为生活得太拘束。现在回望我过去27年的人生，初中那三年仍旧是我过得最沮丧的一段时光。
我天性好学，从读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初中的入学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一。当然这也得益于当时乡下的小学生只学语文和数学两门课，稍微聪明一点的孩子，就可以轻松应对考试。
到了初中，课程一下子从两门变成九门，我就有些应付不过来了。第一次英语考试，我只考了60多分，这让语文、数学都考90多分的我备受打击。
骄傲了整个幼儿园和小学时代，奖状贴了一墙，过去所有教过我的老师、家长和亲戚都觉得我将来是读清华或北大的料，结果我刚迈进初中的门槛就栽了一个大跟头。
好在只是英语成绩如此，其余几门课的成绩我还是保持在全班前三名，再加上入学的时候，班主任按照成绩给了我班长和学习委员的职务，所以并没有人因为英语考试失利而轻视我，尤其是英语老师，她鼓励我说：“男孩子在刚接触英语的时候大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只要克服了最初的困难，接下来就一帆风顺了。”
如果换成现在的我，自然知道老师是在安慰我，但在当时，骄傲惯了的我就像兵败垓下的项羽，虽然知道回到江东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却还是会选择在乌江畔自刎。
执拗的我不肯面对自己的失败，不肯承认自己上课时没有认真听讲，我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英语老师的讲课方式。我天真地以为，只要我可以把其他几门课的成绩保持在90分以上，中考时英语就算考零分也能顺利进入高中。
这种幼稚且自大的想法，很快就从英语蔓延到了几何和化学等课程上，直到我的总成绩排到了全班前20名之后，直到我被撤了班长和学习委员的职务时，我才意识到，不是哪一门课程的缘故，是我自己的问题。
那一年我13岁，读初二，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并不是上天的宠儿，我和周围的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不是万能的，只要不努力我就会失败。
过去那个乐观积极的我，自从有了这种意识后，就变得少言寡语了。我不知道如何向别人倾诉我的想法，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自大的傻子。这种消极的情绪让我的成绩越来越糟糕，到初二期末考试时，我考了全班倒数第二名。这期间的每一次考试，每一次排名，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羞辱。后来走上社会，我依然害怕考试——在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复赛考场上写不出一个字来，迟迟不敢去考驾照——都是源于那时候考试带给我的阴影。从初一到初二，我的班主任都是教语文的赵老师，我的一切变化他都看在眼里，他找我谈了几次话，劝我说：“人生的路很长，不要因为一次或一段时间的成败来衡量自己的一生，跌倒了就勇敢地站起来。”虽然明白他说的道理，我却从来不把他说的话放在心上。等到初二最后一次开班会的时候，赵老师说初三他就不再带我们班了，最后送我们四个字，说完他在黑板上写了“永不言败”四个字。全班鸦雀无声，我坐在最后一排，刚入学的时候我坐在第一排，我们是按照成绩排座次的。透过赵老师那比啤酒瓶还厚的眼镜片，我感觉到他在盯着我。他不是第一次这样盯着我了，以往我都羞愧地低着头不敢看他，这一次我直视他的眼睛，泪流满面。我明白从此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属于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已经白白地浪费了两年时间。在光阴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进入初三之后，我有过一段发奋期，数学成绩一度又回到了全班前十名，但因为落下的功课实在太多，积重难返，初三第一学期结束之时，我的总成绩仍旧在全班倒数之列。以那时候的升学率来算，我考上高中的几率几乎为零，等待我的只有去读职业技术学校了。过去被亲戚、邻里当作正面典型的我，彻底沦为了反面教材。因为要迎接中考，初三的寒假应之外最短的寒假，也是我最难挨的寒假。亲戚、朋友只要聚在一起，总要拿我的经历说上一番，翻来覆去总是那几句：“太遗憾了，他小时候成绩那么好，本以为他可以读清华或北大的。”或者当着表弟堂妹的面说：“骄兵必败，千万不要学你哥！”在这种压力下，我选择了离家出走。因为身上只有5块钱，只够买一张去平顶山市区的票，我就把钱全付了车费。从家里到市区只有35公里的路程，但对于那个年纪的我来说，已经是我到过的最远的地方了。我在市区游荡了一天，最后肚子饿了，就找了一家
中介所，承诺以工资付中介费，被安排了一份洗地毯的工作。
家里自然是闹翻了天，村委会的广播天天播我失踪的消息，妈妈哭晕了好几次，爸爸也急白了头发。直到第七天，我因为不堪忍受繁重的工作，辞职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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