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希望自己有一个很孤独的时期，甚至读大学的时候会跑到庙里住很长时间。我妈妈吓坏了，因为你到庙里去住，去挂单，捐一点钱给庙里后，别人就会寄他们的通知给你，上面写着“蒋勋居士”。我妈妈看到“居士”二字就觉得我已经出家了。我跟她开玩笑说，我还早得很，还不能立刻出家。
到巴黎以后，我发现同龄的青年朋友好像跟家里没有这些冲突或者困扰。我忽然发现，他们可能在十三四岁时，背着一个背包就出走了，而我却不敢走出去，因为家里人会告诉你，你走出去就是危险。我父母是从战乱中过来的那一代人，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
那个时候我的法国朋友跟我说，法国流行站在路边搭便车。我常常看到，也很羡慕，但是我不敢做这样的事。法国朋友说，他们13岁就开始跑遍整个欧洲，身上一毛钱都没有。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安全感跟我认识的这些朋友的安全感距离那么大。
有一次，我的好朋友开车带我去法国的东南边，一个靠近阿尔卑斯山的地方，叫白山。这地方是通向意大利的通道，他们说：“我们把你丢在这里，你今天就往意大利走。”因为我跟他们讲了很多次我多么想去意大利。他们走了以后，我简直是心乱如麻。我一直觉得我很叛逆，我想寻找我自己的孤独，但其实我没有办法走出去。当时，我紧张得不得了，后来有一部车停在我面前，我拉开门立刻就钻进去，因为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入夜后我大概会在山里被冻死。很奇怪，我想到的全是坏事。更奇怪的是，我的两个朋友其实没有走，他们一直躲在远处看着我。
一个月以后我回到巴黎，他们说其实那样轻易上别人的车很危险，你至少要看看这个人的面相善还是不善。而事实的真相是，我上车才发现司机是意大利威尼斯人，在瑞士工作，所以他每个周末都回威尼斯的家。他开着车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路上一路唱着歌，那个时候，我忽然觉得“豁达”这两个字好美。
所有的害怕和恐惧都在想象中，一旦跨出那一步以后，那种恐惧忽然就不见了，于是我也跟他唱歌，不会唱就跟着他哼。他那天很兴奋，还请我吃了晚饭，我们聊得很好。他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威尼斯，我忽然很大胆地说我不要，我说我要去米兰，要看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就是达·芬奇那张几百年前的壁画。他说：“好，我把你放在米兰，因为米兰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我进去再出来大概要很久，我就把你放在高速公路上，你自己走进去。”我说：“好啊！”
我下了车，背着一个背包就走了。那个时候我们很喜欢一首英文歌《离家五百里》，然后我就开始唱那首歌，忽然觉得好快乐，就是所有原来捆绑你的（不只是家族的关系，还有朋友的关系、社区的关系），全部不见了，就是你一个人。我拿着一个青年旅馆的地址开始走，因为那个人开车之前指着那片灯光说，那就是米兰。就像今天你在上海的边缘，有人把你放下来，说那就是上海，于是你就往那个方向走。
我跟很多朋友和学生讲，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做一次这种事。后来台湾有一个“流浪者计划”，每年鼓励年轻人去他们想去的地方。我有一个学生就骑了三个月的单车去西藏，我一直觉得那个东西很可能是我自己身上一直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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