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云凌连续向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全国各地20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投出简历。不少单位对他表示出兴趣，但在得知他的身体状况后，都以“专业不对口”、“编制问题”等各种理由回绝，或者是没有了消息，无限“拖延”。
广东一所高校院长在给他的回信中坦承道：“说实话，对于高校来说，只要是人才，我们就应该纳入应聘程序，不应该有任何歧视和偏见。但作为机构和组织的运作，有时超越于个人的意愿……估计你来，即使通过我们面试，学校这一关也难以通过。”另外一个学校院长的答复则更为直接：“我们要是招了你，别人还以为我们招不到别人了。”
黄云凌也应聘过家乡社保局的选调生，通过了“体检”和省委组织部面试，但仍因种种原因未能通过接下来的地方面试。有人道出实情：选调生以后当领导要上台讲话，“形象”还是很重要的……
长跑
在厦大，黄云凌曾经重建了自己，不仅获得了“人类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历”，也逐渐训练自己达到超越个人不幸的“境界”。在海滩沿着海岸线夜跑，是他最美好的记忆之一。30分钟左右，5公里，海风拂面，海水深沉。“跑到两三公里时，整个人会陷入一种‘冥思’状态，所有的想法都排空了，那时候会非常快乐。”
2013年6月的毕业季，火红的凤凰花正开得灿烂，黄云凌则没这个心情欣赏。直到毕业，尽管求职屡屡受挫，他也没有在同学面前表现出强烈的消极情绪。
在一位和黄云凌硕博同学6年的广东同学眼里，黄云凌自始至终都显得很“乐观”。而让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黄云凌在电脑前写文章、工作时的背影。“那个背影比一般人都要瘦小，因而显得与周围环境不太协调。而且黄云凌打字要比其他人困难一些，那个背影显得格外努力，格外让人感动。”这个广东同学毕业后留在了厦大。
在很多同学眼里，黄云凌是最专注于学术的一个，没有太多杂念。读博士期间，他参与导师多项课题，并申请和主持了一个省社科以及一个博士创新项目。他的导师徐延辉说，“一般来说，博士只要发表两篇论文即可毕业，他发表了5篇论文，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库》(CSSCI)上均可查询到。”
黄云凌的几位博士同学对他的一致印象是“上进”、“自信”，擅长定量分析和统计学，英语也不错，还经常帮同学看文章、提思路，“科研能力在我们这届博士里可以排在前列。”大家从没想过黄云凌会面临这样的局面，“我们都以为，中国有这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像他这样的人才肯定会有地方可去。”“没想到连他‘看不上’的单位都拒绝了他。”
黄云凌的亲戚朋友也“动了能动的关系”，想帮帮他，但最终多卡在“形象”上。进高校任教、从事学术研究的夙愿似乎越来越遥远。
无尽的等待消耗着黄云凌的信心和自尊，家人和黄云凌的“矛盾”也越来越多。“爸妈每天都打电话来催，还让我考虑去中小学教书，他们觉得我可能要求太高了。我的压力越来越大，父母培养我这么多年，我不想让他们难过。”而另一位在大学任教的表哥也对他表示，让他这样的人进体制，大学领导也有难处，建议他采取“寻求同情”、放低身段的策略……这些都让他感到更为孤独。
“摆摊”之后，在媒体关注下，黄云凌的确收到了很多企业的邀约，内容涉及“教育培训、美容整形、医疗器械、食品行业”，还有提出“现教”雕刻的。当然也有比较“靠谱”的企业，希望他去从事人力资源、数据分析等比较专业对口的工作。而他想再等一等研究所和大学的面试结果，虽然已经等了几个月。如果还没有“消息”，就决定转投企业。
27年前，当黄云凌以令人遗憾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时，爷爷作主将他抱在怀里“一视同仁”地疼爱。在那个将不想要的孩子遗弃在街边的时代，黄云凌能活下来“已经很幸福了”。而他则不得不面对与自己背负的“伙伴”抗争一生的命运。(文中张坚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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