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劫持等罪行一律被视为“恐怖主义”，由此也延伸出了中国古代的“反恐法。”
汉唐：擒杀劫持者是唯一目的
“有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所以套用汉朝酷吏张汤这句名言，是因为两汉及唐代强盛时期，对待各种“恐怖主义分子”态度都是一样强悍，无论是损害帝国利益的异邦，抑或劫持百姓甚至官员的匪徒，都是一个词“诛杀”——绝不向“恐怖主义”低头。
《后汉书·乔玄传》记载，东汉灵帝年间（156年-189年）身为“三公”（宰相之职）的乔玄，其小儿子刚刚10岁，独自外出游玩，突然有三个人拿着棍棒把他劫持了，进入乔玄府里楼阁上，让乔玄拿钱赎人，乔玄却不答应。不一会儿，司隶校尉（官职名，负责首都及其周边的监察和治安）阳球率领河南尹、洛阳县令围住了乔府。阳球等人担心劫匪杀掉乔玄的儿子，没有下令追赶劫匪。乔玄大声说：“犯罪的人没有人性，我怎么能因为一个儿子的性命而纵容了罪犯！”催促命令追击。于是攻击劫匪，乔玄的儿子也死了。事后乔玄面见皇帝谢罪，请求皇帝向天下下令：“凡是有劫持人质的，一律格杀，不得拿财宝赎回人质，让罪犯有利可图。”皇帝下诏书发布了这个命令。起初从汉安帝（94年一125年）以后，法律渐渐失去效力，京城里面劫持人质的，不管对方是不是富贵官宦人家，从乔玄这次事件以后，就没有这种事再发生。
当时的乔玄有点壮士断腕、大义灭亲之势，依照他的理解，跟劫匪谈都不用谈，直接捕杀，正所谓“击贼不顾质”——但求捕杀劫匪，人质的安危可以忽略。国家的法律也没有给一线执法者谈判的余地：“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防的就是其他“恐怖分子”效尤。
秉承同样的立法精神，唐朝把劫持人质一律处死写入完备的法典之中。《唐律疏义》卷十七规定：“诸有所规避，而执持人为质者，皆斩。部司及邻伍知见，避质不格者，徒二年。”律文的意思是，对劫持者要毫不手软，见着就抓，抓着就杀。劫持者，不管是用人质换取赎金，还是以人质为掩护，对付抓捕，也不问其原来的罪行大小，只要是干这种事，一定要处以斩刑。当地居民组织的负责人，还有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凡虑及人质安生，故意回避躲闪，不敢抓捕罪犯者，要判徒刑两年（只有人质的某些亲属可以不在此列）。
在这一规定中，擒杀劫持者是唯一目的，人质的安全可以忽略不计。
明清：劫财必死，劫人更是一死
与唐代相比，宋代法典将“捉人为质”和“劫囚”并为一条，对绑架罪叫法上的变化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体例上也有所改变，即不再设关于绑架的专条，而是与其他相近的犯罪并设。这一点似乎反映了立法上弱化绑架罪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明清两朝得以延续。
在具体内容上，宋代倒是毫不客气地照搬了唐律的规定：对劫持人质，索要财物或规避逮捕的罪犯一律处以斩刑;对没有全力捉拿罪犯的官兵处以两年的徒刑;对发生在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的劫持行为，官兵可以不予抓捕。
唐宋两朝相去不远，唐代立法确实是我国封建法制的最高峰，所以宋代照搬唐律条文是可以理解的。
明清时期，绑架罪名消失，被其他罪名吸收。明清两朝的法律也大多直接继承自唐代，但是这两朝的律典中都没有关于持质罪即绑架罪的规定。
宋代持质已经是列在“劫囚”之下，二罪并为一条，到明清就消失了，一个还算合理的解释就是持质罪被其他几个相近的罪名吸收、分解了。
明代有关侵犯人身和财产犯罪的法律都比唐代严厉得多，以强盗罪即抢劫罪为例，唐律依据抢劫财物的多少对罪犯处以不同的刑罚，只有在抢劫过程中杀伤人，情节非常严重的才处以死刑;而明律对抢劫不得财的都处以仅仅轻于死刑的流放，得财的不分首从，一律处斩。
明代劫囚罪也不分首从，一律处斩。
此外，明律详细规定了“恐吓取财”罪，依律按勒索财物的多少，比照盗窃罪加重一等论处，最重可以处以死刑。几种较轻的犯罪都可以被判处死刑，那么根据“举轻以名重”的原则，明清劫持人质的歹徒也必定会被处以死刑。
选自《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