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如果不改革也不会改变进入一个走缓的经济周期中的话，确实不如加速大胆改革，反而可能会收获一个不改革所不可能收获的好增长期。这一点确认后，对持不同意见的那一方，我们也可以尝试分析下他们的逻辑。如果在经济下行期，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后，中国出现快速的资本外逃，全球市场会是一个什么图景，以及这时所有的市场利益攸关者和应急政策议定者的行为反应，全球债务投资市场、黄金市场等等，会出现什么样的行为反应链（chain of reaction）？
让·皮埃尔·朗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这个全球市场行为反应链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进行思考。
《南风窗》：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利益攸关，人民币和中国金融市场也联系着全球金融市场，我感觉这种情况下会有一种全球金融政策协同机制出现，第一种意见所担心的现象，即使短暂出现，也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
让·皮埃尔·朗多：你应该把这个角度写下来。我觉得中国会审慎，大家也思考。
全球协同机制的“三无”标准
《南风窗》：如果不对中国有特指，你怎么看待目前各国间的双边或者多边的金融稳定机制，比如外汇储备？新的全球性协同设置要发展的话，应该满足什么条件？
让·皮埃尔·朗多：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全球的外汇储备大致在一个稳定的13%到15%的增长率上持续增长，这一趋势的持续性也是独立于经济环境变化或者不受其影响的。国际储备相对于其他经济和金融的外部需求指标的比例，比如进口，GDP或者外币债务等，也是稳步增长的。所有经验和理论模型都还未能完全有力地解析这一演变。
对于这种储备行为演变，现在主要有4种解释。一是对流动性需求的性质（和规模）在发生改变。在危机阶段，外汇储备被当作维护内部和外部的金融稳定工具来使用。中央银行作为他们国内机构的最后外汇借款人承责，尤其是美元借款。外汇储备不仅用来帮助银行，在某些情形下，也会帮助那些面对显著的跨境贷款供给缩减而出现资金短缺的非银行企业。这些需求给可用外汇储备施加了压力。比如，如果不加上同美联储的货币互换，欧洲央行的外汇储备有可能将会不足以提供美元流动性需求。
二是全球资本流动的性质在发生变化。全球银行业的运营模式正在快速转向属地监管和属地当地供应资金的附属公司。同证券投资性资金流动相比，跨银行的资本流动在减少。我们可能已经进入了全球流动性的第二波流，它是由全球基金和资管经理们主导规模和方向的。这类资金流相对于银行信贷更具多变性。一些研究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些资金的风险厌恶敏感性已经有所提高。三是流动性震动有自我放大和延续的特点。第四个是应付流动性震动的成本比较高。如果一个国家用完了外储，余下的唯一支援是IMF的有条件支援，而在与IMF的协议谈判过程中，流动性短缺可能会更为明显。
当讲到国际协同机制时，现在许多国家在使用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是其中一个广泛使用的形式。如果我们要建构新的全球性协同设置的话，理想情况下这一全球协同的最后借款来源的设置应满足“三无”标准，无附带条件，无借款上限，以及无确保性。但是要同时满足这3个标准是不太实际的。中央银行们要做的重要选择是哪一个标准是更加重要的，并且要平衡储备货币与非储备货币之间的必要性问题和局限性问题。
文∣特约记者 郭小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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