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与国家自主性一脉相承的概念是“国家俘获”，指的是特定利益集团对国家自主性的侵蚀。沿着这个思路，可以说地方国家（机器）被资本俘获的程度高，中央国家仍保持着较高自主性。
资本一旦落地降生，就会不停累积，产生属于它自己的自主性。在中国，资本虽然是国家作为工具创生出来的，但就像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结果就不再受到控制一样，壮大了的资本难以抑制地会产生将国家变为它的工具的欲望。虽然中国国家的自主性在短期内不会失去，但如果国家不能妥善地驾驭资本、节制资本，久而久之就很危险。
夯实党执政的合法性
国家能够独立于各社会集团行事并不必然意味着将全社会的总体利益放在首位，还有一种可能，即负责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官僚集团蜕化为特殊利益集团，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国家自主性决不能和官僚的自主性画等号。
如费正清所指出的，（1949年前的）国民党政权就是这样的典型，它压榨农民，镇压工人，敲诈资本家，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都不能得到它的代表，南京政府成了一个“为了存在而存在的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也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按照汪晖教授的分析，中国的政治架构从“党—国体制”转变为了“国—党体制”，即党从领导国家的政治力量转变为了国家体制的一部分。
从宗旨上而言，党是没有自己的私利的政治团体。但由于与资本的合作关系，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的亲属大规模介入商业行动，一部分党员已经成为利益集团的成员，要承认党有自己的利益的呼声也公开在传播了。一旦国家有了私利，就会导致政策的目标与社会的整体利益相违背，比如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占有大量房产，成为食利者，他们就会成为阻碍房产税出台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执政党一再坚定地表示，决不学习西方轮流坐庄的政党制度。“坚持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基础，正是因为党是具有先进性的政治团体，最能代表全民族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此，执政党有清醒的认识，持续不懈地通过各种党内学习教育活动提升党的纯洁性，夯实党执政的合法性，远一点的有“三讲教育”，近一点的有十八大之后发起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正在进行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这些努力也正是党的自我净化，通过捍卫党的自主性捍卫中国的国家自主性。
但从党的宗旨出发，党仍然需要在自身建设上迈出更大的步子。首先，需要反思清理与资本的关系，对资本的僭越行为应当坚决纠正；其次，党的建设不能仅限于党内，还应该探索向社会开放监督制度化路径，接受社会群众的直接监督。
文∣本刊记者 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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