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这是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基层政权重要性的经典论述。我们选取了中部一个县城，以3个公务员的日常生活作为切入点，感受当下基层干部的生活和困惑。
在国家规定的加工资大限之日，吴敏行的工资终于加到位。他坐在椅子上，低头掰着手指计算。几秒钟后，他猛地连拍三下桌子，嚷嚷道：“加到手的还不到一百块钱。”
扣除养老保险，职业年金缴费后，在这次全国基层公务员收入调整中，他涨了92元工资。离全国“平均每人加300元”的水平还有点差距。
他是中部省份吴县（化名）机关的一名科级干部。吴县有近50万人口，矿产资源丰富，在进入县城的街道两边，最常见的一句标语是“打造工业产值一百亿”。吴敏行觉得这次工资加得有点少。在同学聚会时，他不停抱怨，“加这么点，一张红头都不够，无非多给孩子买几片尿片。”
这次同学聚会的餐厅背山面湖，离县城二十公里左右。两年前，这家餐厅开业，它代替了县城里规模宏大的酒店，成了“高端”人士喜欢聚餐的地方之一。他们喜欢的并不只是湖光山色，还有是隐秘氛围。这里基本只设包间，而消费水平并不比县城的大酒店低–一般人均一百元，如果想吃点野味，人均消费至少翻3倍。餐厅外表装修看起来极其简朴，与餐费极不相符。在这一带，类似这样的餐厅有6家。
吴敏行的感慨引起另一名公务员同学余立的共鸣。余立也是一名科级干部，半年前，刚刚从县机关调到一个乡镇做领导。“我就比你多了10块钱。”吴敏行还没说完，余立就接过话，“可以多买一片（尿片）。”
就在他们抱怨之时，一名在县城银行（国有四大行之一）上班的同学，则在一个以美食著称的城市旅游，还在朋友圈里不停地晒着各种照片。
吴敏行向往这样的生活，在餐桌上计划着也来这样一场说走就走的旅游。但坐在一旁的妻子提醒他，银行卡上的余额不足6位数的时候，他低下头，继续默默吃饭。
大学生村官的抱负
1986年，吴敏行出生在吴县一个相对偏远的农村。他对公务员的最初印象来自读中学时的记忆，那时，他每个星期都要往返于学校和家，乡政府大楼就在必经之路边上。每次走过，见到大楼里面的人走出来，外面的人总会给他们点头、发烟、问好。
他觉得这应该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在他的家乡，多数人的理想就是走出横在县城与村落之间的近一千米高的大山。“那时候，大人对孩子有没有出息的定义，就是看能不能到山那边找份工作。”
从省内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吴敏行报名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结果落选。他只得选择曲线救国–到吴县的隔壁县做了一名大学生村官。这是十七大以后中央推出的一项政策，意在培养一批新农村建设人才。这项政策明确规定只要做满3年大学生村官，在考试成绩相同的情况下可以优先录取为公务员。
在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村官论坛上发布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指出，截至2012年底，全国有6.7万名大学生村官进入村两委班子。
尽管走出了那座大山，但从农村又回到农村，吴敏行多少有些失落。临行前，他的女朋友鼓励他，踏实工作，等毕业了就过去陪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