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才一岁多的我离开北京父母的家，随奶奶去大连生活，一直待到12岁。这期间我有更多机会接触姑姑。她当时已经在东北制药厂工作，因为一直没结婚，每年享受探亲假。每次回家，她都穿着厚厚的蓝色棉袄棉裤、黑色的五眼大棉鞋，有时戴一顶东北男人常戴的棉帽。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姑姑梳齐耳短发，戴着像瓶底一样厚的近视眼镜，喜欢将头稍稍偏向一侧，走起路来充满活力。
听奶奶讲，姑姑从小个性倔强。曾祖母不肯让她上饭桌吃饭，姑姑会据理力争，说“小丫头怎么了，你不是小丫头变的吗？”曾祖母很没面子，只好妥协。
姑姑本想学医治病救人，在北京上高中时，一天去西单附近的药店购药，发现药店所售西药大部分是进口的，价格昂贵，一般人根本买不起。她想，不如学习制药，改变我国药贵的状况。
1975年姑姑把奶奶接到沈阳一起生活，那年我已经在北京读高中了，暑假去沈阳看望她们，姑姑带我参观了她工作的实验室，还安排我在工厂劳动，每天跟她一起上下班。她让我跟工人师傅干活，拿着长长的水管，反复往做好的预制板上浇水。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工人的生活，单调而又辛苦，但心里却充满快乐。
奶奶晚年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久远的事情记得很清晰，眼前的事情却转眼就忘，惹了不少笑话和麻烦。姑姑经常跟我说，奶奶年轻时很聪明，晚年却得了这种病，她想做一种治疗这种病的药。我想，后来她主持研发的脑复康和长春西汀等治疗脑血管一类的药品，大概也与此有关，其中凝聚了她对母亲的爱。
改革开放后，将近五十的姑姑以更加忘我的姿态投入到她热爱的医药事业中，业余时间还报班学习德语和英语。她常对我说，搞科研一定要了解外国，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动向，只有学好语言才能知道人家都做了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
上世纪80年代初，姑姑争取到机会，脱产到吉林大学跟著名教授唐敖庆学了几个月的量子化学–就是那次她到烟台小奶奶家休假，我和妈妈也去了。姑姑提出要跟我学习游泳，我们一起来到烟台山边的海滩。她不愿穿普通泳衣，自己发明了一套–浅蓝色的短袖衬衫，扎在深蓝色的制服短裤里，再套上一个废旧汽车内胎制成的救生圈，扑拉扑拉就钻进了大海。看到这情景，我快要笑喷了，哪还有心思教她？也许是我这个教员太不称职，也许是泳装太兜水了，反正姑姑没学会游泳，但她认真的态度和独特的装备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2007年秋天，我们全家应邀去中山大学出席我父亲藏书的捐赠仪式。父亲安志敏是一名考古学家，一辈子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著作颇丰，遵照他生前的愿望，我们决定将他的藏书捐给中山大学。那时姑姑已经住到我二哥家中，大部分时间头脑都不太清楚，但在我们的陪伴下，她还是参加了那次活动。
我和姑姑住一个房间，趁她头脑清楚，问了她一些我一直不解的问题，诸如为什么一辈子没有结婚？这辈子感到幸福吗？她倒也干脆：“自己成熟比较晚，对男女之间的事情不太明白，再说了，也没人追求过我啊。”谈到幸福，姑姑笑嘻嘻地回答：挺幸福啊！
我还问起，父辈家里很有钱，但他们兄妹二人没有染上阔家子弟的坏毛病，而且都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姑姑告诉我，这应该归功于爷爷。爷爷虽然是资本家，但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在他们兄妹青春期时，爷爷分别给他们请了家庭教师，吃住在家里，负责教他们国语和学校不教的知识。两位家庭教师的人品和学问都相当好，这对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理想起了重要作用。
2012年夏天，姑姑因肺部感染住进医院，几次病危都顽强地挺过来了，遗憾的是，此后她基本处于昏迷状态。我们去看她喊她，她不答应，但我们有时喊“安工”，她会尽力回答“哎”。可见工作和同事在她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文 安家瑗（北京）编辑 翁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