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会做一些明明对我们有害的事情？
杰拉德·戴蒙德在《第三种黑猩猩》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发现人类的消费文明是如此荒谬和不合理，比如人们去吸烟、喝酒，而这明明损害了我们的身体。他认为，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也在发生。
例如，雌性的天堂鸟喜欢拖着大尾巴的雄性天堂鸟，然而这尾巴严重阻碍了天堂鸟的运动，大大增高了被吃掉的可能性。雌性天堂鸟喜欢这种对个体有害的特征。这岂不是很奇怪？
在这本书里，作者给出的解释是，这种累赘释放了一个信号：我有这个累赘我还能活下来，可见我多牛！
例如，羚羊遇见了狮子，如果羚羊奔跑得很快，狮子是追不上的，但是狮子不知道哪只羚羊跑得快，所以它还是要追，结果追了半天都追不上，浪费了体力，还不如一开始不追。这就要求跑得快的羚羊能释放一个信号，让狮子知道不必追它。
这个信号又必须是激励相容的，也就是跑得慢的羚羊没有能力释放同样的信号。那么羚羊应该怎么做呢？
跑得快的羚羊遇见狮子了，非但不跑，反而一边慢跑一边弹跳，故意浪费逃跑的时机。这样狮子就知道，这只羚羊有恃无恐，看来我是追不上它，所以算了。跑得慢的羚羊呢？如果他们也敢这么做，狮子过去就把它们吃了。
这些动物故意做一些有害的动作，就是想释放一个信号，我都这样了还活着，可见我有多牛逼，你不服，你敢吗？
这和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这其实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里的信号释放模型。这种模型也大规模出现在经济学中。例如斯宾塞讨论了文凭作为信号释放的功能。
我们都知道高学历能够带来高工资，这是因为学历能提高人的生产力水平吗，还是高学历的人本身生产力就高？斯宾塞证明，即使学历本身不能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它也可以起到把高能力人和低能力人分别出来的作用。
前提是学习是一件有害的事情。就像天堂鸟的大尾巴和羚羊的弹跳。逻辑也是一样的。如果学习是有害的，那么能力高的人比能力低的人能够承受更大量的学习，就像跑得快的羚羊比跑得慢的羚羊能够承受更长时间的弹跳。这样能力高的人总能选择一个学习量，使得能力低的人选不起–即使他为了假装自己能力高选择了这个学习量，学习带给他的负效用如此之高，以至于他由于假装而获得的高工资也弥补不了因为学习而带来的损失。
这样的现象在经济学里是非常普遍的。例如一个厂商一旦获得了垄断地位，就想要阻止其他厂商进入，一种方式就是打价格战，也就是威胁说，一旦你进入，我就降低价格，从而整个市场价格也就降低了，让你进来也无利可图。
这种威胁有可能是不可置信的，但也有可能新厂商进入了，老厂商发现，我打价格战的成本太高，还不如和它共存呢。这取决于于老厂商的成本，如果老厂商成本低，就有打价格战的余地。
人们观察到，现实生活中垄断厂商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它理论上的最优价格，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唯利是图的商人要做明明对自己有害的事情？答案是这些厂商要给想要新进入的竞争者释放一个信号：我是低成本厂商，我有跟你打价格战的余地，你可千万别进来。
另外一个例子是高质量的企业往往有较高的负债率，但是企业的负债率越高，破产的概率也越高。企业为什么要做这种明明对自己有害的事情呢？原因仍然是信号释放。由于企业质量越高，破产概率越低，那些低质量的企业已经有很高的破产率了，如果你让它再去提高负债率，破产率就更高了，它们玩不起。投资人不知道企业到底是高质量还是低质量的，高质量企业为了获得投资，必须释放信号，让低质量企业无法模仿，而负债率就是这样一个信号。
上述现象广泛出现于不完全信息博弈中。在这种博弈里，一方有不同的类型，而另一方并不知道他面对的是哪种类型，只能给类型赋予一个先验的概率分布，也就是信念，博弈的结果可能是分离均衡，也就是不同的类型选择不同的策略；也可能是混同均衡，也就是不同类型选择相同的策略–低质量的参与人也打肿脸充胖子。在看到戴蒙德那本有趣的书之前，我还真不知道博弈论的思想已经应用在对动物的研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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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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