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凤鸣高冈(3)

时间:2015-10-10 20:00:14 

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文中没有点名,然而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说的是胡适、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主导的新考据派。这是当时史学界的主流学派,有着重视考据、主张专题研究、骛趋新材料等特点,同时鼓吹西化中国。

钱穆对这股学风的不满,在抗战爆发前就已表露出来。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他就写道:“今日者,清社虽屋,厉阶未去,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件’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

在《论语新解》里,钱穆解读孔子所说的“小人儒”:“推孔子之所谓‘小人儒’者,不出两义: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

都在强调著述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事实上,钱穆在治学上主张考据与义理并重,并不反对考据,他反对的是不以义理为归宿的考据,“考据之终极,仍当以义理为归宿,始知其所当考据之真意义,与真价值。”(1955年《新亚学报》创刊辞)

时贤对《国史大纲》有赞誉,自然也有不认同。该书付印后,史学家张其昀在重庆见到傅斯年,问傅对这本书的意见。傅斯年答:“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并表示:钱穆屡屡言及西方欧美,但他的这些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张其昀问:“你既然不读钱穆一个字,又如何知道得如此详细?”傅斯年不答。

此外,钱穆在书中表现出来的保守主义立场,也引起左倾学者的不满。闻一多公开在报纸上骂他“冥顽不灵”,联大左倾教授一时视钱穆为公敌。钱穆不以为意,在闻一多遇刺身亡后,还特意到其遇难之处凭吊。

学生也有反对。学者何兆武早年是西南联大学生,曾上过钱穆的课,他在《上学记》中回忆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

这也是蒋梦麟的看法。蒋梦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30-1945年在任),内战后离开大陆。1960年代,钱穆赴美国讲学,故人重逢。蒋梦麟说:“我已经读你的《国史大纲》到第5遍了,似乎你的书说古代的优点太多,说缺点很少。”钱穆反问:“书中所写的优处,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蒋梦麟答:“没有。”钱穆说:“既然没有,那就无妨。如今国人喜欢批评中国旧传统,却绝口不提优点,我的书可以矫正这个偏颇。你觉得如何?”蒋梦麟点头称是。

这个回应,可说是钱穆关于《国史大纲》的夫子自道,也是他书生报国的用心所在。抗战期间,甚少评论时政的他一改前辙,在报刊撰文论政。在1941年10月《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期上,他发表题为《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的文章说:“我国自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谓中西政治之不同,乃一种文野明暗之分,不啻如霄壤之悬绝。彼辈既对传统政治一意蔑弃,势必枝蔓牵引及于国家民族传统文化之全部。于是有‘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全盘西化’诸口号,相随俱起。”矛头指向了新文化运动。

抗战期间,人在美国的胡适,在1943年10月12日的日记里说:“这几天读张其昀君借给我看的《思想与时代》月刊。此中很少好文字。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极权的态度亦颇明显。”

在一个求新的时代里,钱穆以峻绝之姿,为“旧中国”说话、批评主流学派,学界为之一震。而在此之前,他曾经被人视为主流学派的一员。

从中学教师到北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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